承诺不上诉却上诉，再次被公安抓走

　　4月29日，刚到家不久的文军来到临澧县司法局，找到了矫正股股长刘兴国。

　　根据河北省高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四部门下发的文件要求，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全省各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应当委托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审(裁)前调查评估，摸清被告人或罪犯有关情况。

　　刘兴国说，判缓刑的人适用社区矫正，但清河县法院的社区矫正委托调查函上的邮戳是4月25日，而到刘兴国手上已经是4月29日。收到委托调查函之前，文军已手持判决书出现在刘兴国面前。

　　后来，清河县法院曾打电话给刘兴国，要求回复委托调查函，刘兴国表示，判决书已经下达，他不存在再对文军进行调查。清河县方面又要求刘兴国写回复函时，把调查时间提前，遭到刘兴国拒绝。

　　刘兴国看完判决书后，建议文军上诉。

　　这时，文军再次提到了出看守所时曾签字表示不上诉，他担心上诉会有不利影响。在得到“上诉不加刑”的答复后，文军决定上诉。

　　5月1日，文军通过律师向邢台市中院邮寄了上诉状。5月5日，邢台市中院向律师确认收到了上诉状。

　　5月6日上午，田家明接到清河县法院方面打来的电话，对方质问他为何要上诉。田家明回答说，司法局的人建议上诉，而且上诉是自己的权利。没说几句，对方挂断了电话。当天，清河县法院发出传票，要求文军于5月16日赶到清河县法院。

　　田家明说，他们收到传票已经是5月14日了。当天，他打电话给清河县法院，但对方已经下班。次日，他再次打电话过去，对方明确表示，文军必须在5月16日上午9点半赶到法院。田家明说，家里坐不起飞机，坐火车来不及，因此，文军没有去清河县法院。

　　7月4日，文军准备外出打工，刚到长沙不久，他就被长沙公安抓走，并被移交给河北警方。

　　观察一 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

　　文军的辩护律师王道梅今年68岁，平常已很少代理案件。这次给文军当辩护人，是因为王道梅觉得案子存在疑问。他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会上升到刑事犯罪？”

　　同样不解的还有临澧县司法局矫正股股长刘兴国。在他看来，这是一起典型的民事案件，文军只是存在讨薪手法过火的问题。

　　这一案件也引起了中国政法大学系统法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的关注。该中心副主任黄开堂博士分析，在犯罪主观上，文军没有非法占有财产的故意；在犯罪客观上，文军没有侵犯对方财产权。应不属于刑法追究的范畴，而是属于民事纠纷和民事侵权法律关系。

　　事实上，清河县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也称，文军“以将被害人财物盗走藏在临时寄放地点的方式，向被害人讨还其认为应得的工资，在其得到工资后，随即告知被害人去财物寄存地点取回了财物，属于对工资纠纷的处理措施不当”。

　　北京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磊说，不能过于主动地把嫌疑人搞成犯罪分子，这是刑法的精神。文军的情节，没有哪个法条规定属于刑事犯罪，也就不能把文军当做刑事犯罪嫌疑人。

　　观察二 极端讨薪是怎样形成的

　　不出意外，7月17日，文军将出现在二审的法庭上。王道梅认为，文军是无罪的，因为主要过错都在老板安荣水身上——既不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购买保险，如果文军所述属实，他还拖欠农民工工资。王道梅说：“即使认定文军犯罪，文军主动把泵车钥匙等物品的存放地点告诉安荣水一方，应当属于犯罪终止，情节轻微，应当认为无罪。”

　　黄开堂认为，文军的案件折射了农民工维权中的两难——往后一步，权利得不到伸张；往前一步，坠入法律的“陷阱”。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回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的成本。具体到农民工个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农民工完成所有程序需直接支付至少920元，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

　　该报告的执笔人、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卫东介绍，最近几年，国家在农民工维权的顶层设计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包括恶意欠薪入刑等。但他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关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非常杂乱，国家级层面的只有很少的几部，更多的是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采取极端方式维权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实维权途径缺乏可操作性也很难奏效，所以，农民工容易自力救济，这时就容易触犯法律。”律师张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