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湖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的湖广小学，学生们排着队领取营养午餐。　图/记者蒋丽梅

　　“为什么同一张课桌上的两个孩子，广西的孩子有营养餐吃，湖南的孩子没有？”

　　3月7日，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龙飞凤在全国“两会”湖南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一句质疑，引发不小反响。

　　龙飞凤说的是一个叫“湖广村”的自然村。湖南与广西的省际边界线在这里穿村而过，将聚居在一起的村庄一分为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瑶族人民，籍贯一部分属于广西富川，一部分属于湖南江华。

　　由于政策方面的差异，这个村的小学生曾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广西籍的孩子有营养午餐吃，而湖南籍的孩子却没有。

　　3月10日，记者实地调查了解，发现“不同餐”问题已经得到了暂时性解决。但其背后的资源不公平分配、政策差异化等问题，已经显现出了冰山一角。

　　本报记者王欢 实习生邹睿 永州江华报道

　　“同桌不同餐”

　　湖广小学建在靠近广西富川境的山脚下。村庄的房子呈环抱状散落在学校周边。这里的居民曾经大部分住在山腰上，后来整体迁移到山脚。为了方便小孩上学，广西和湖南便各出资12.5万元建了这所小学。

　　3月10日，我们到来的时候，孩子们在上课。学校只有两个教室，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孩子在一个教室，人数不到30人，教课的奉恒毛老师是湖南派过去的。隔壁是二年级，学生大约50人，广西籍的于昌苟老师教他们。

　　两位老师都有50多岁了，上课用的都是瑶族语言。这里教材统一，考卷大部分时候是用广西的。到三年级，学生会到各自户口所在地的省份继续就读。

　　9岁的程得金是广西籍的孩子，他的同桌莫启发则“属于”湖南。他俩都住在学校后面的那一排房子里，一起上学放学，大部分时候相处融洽。

　　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这天是周一，广西籍的于老师给孩子们发“午餐”：一瓶产自富川县的牛奶，两个小面包，合计3元钱。孩子们排好队，挨个儿在一张纸上签名，领走自己的午餐。

　　这张写有29个名字的名单上，一半是湖南籍的孩子。于老师说，现在两边都统一了，轮流发午餐，周一发广西这边的，周二发湖南那边的(一个鸡蛋、两个小面包)，依此类推。

　　对于莫启发来说，吃上营养餐是去年年底才有的事儿。而程得金，却在一年前就吃上了。

　　那是2012年11月下旬的一天。富川县的领导专门下到学校里，学校为此还搞了个“欢迎仪式”。

　　奉恒毛当时也在场，他“听着心里怪别扭的”。“一个教室嘛，你说能舒服么？小孩子嘴馋眼也馋，可能还是蛮计较这个的。”他说。

　　从此，围绕“两个面包、一瓶奶”，这个学校“没少发生过故事”。

　　“这边有得吃，那边没得吃。广西的孩子出去玩，面包放抽屉里，被湖南的小孩拿走吃了，然后就哭啊，吵架啊……”于老师说，那段时间，他经常接到广西孩子的“举报”，说同桌又把他的面包“偷”走了。

　　后来，两边家长都找到学校来了，湖南的家长说，“为什么都一个地方的，要有这种不同待遇呢？”

　　找的次数多了，两边的老师都烦了。奉恒毛决定去找江华的领导说说。

　　因政策差异而起

　　2011年11月，国务院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为22个省份、699个试点县的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天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

　　文件明确指出，试点县需符合“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下简称连片特困地区)”的条件。

　　广西分到了29个名额，但富川不在此列。“营养餐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贫困地区的孩子的营养问题，但包括富川在内，广西不少国家级贫困县因为不符合条件而被排除在外。”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营养办一名傅姓工作人员说。

　　“文件也说了，支持各地方进行配套性试点，省级财政拨款，国家奖励性扶助。要平衡，哪里的孩子有需要就应该在哪里实施。”他说。

　　2012秋季，广西将国家营养试点未覆盖的12个县纳入试点范围，采用国家统一标准(每天3元)，在全境41个县进行营养餐全覆盖。富川被列入范围。

　　截至去年9月，富川共接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的专项资金3806.72万元，而在整个广西，这个数字是24.9亿元。这些钱大部分用于食堂建设和每人每天3元的营养餐补助，差不多由国家和省级财政各出一半。

　　江华跟富川一样，也是国家级贫困县，但也同时不是连片特困县。2011年11月，湖南公布国家营养改善计划37个试点县，包括茶陵、炎陵、新邵、隆回、洞口、新宁、城步、石门等，但没有江华县。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厅财务建设处了解到，虽然江华情况“特殊”，“但国家有明确规定。”

　　类似广西的配套性地方试点，湖南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目前还没有实施。

　　“所以，不同政策的同一个地方，就出现了‘同桌不同餐’的现象，这是政策差异所导致的。”龙飞凤说，但她不认为，这只是湖广村一个村或者营养餐的问题。

　　“江华现在每年流失老师将近50人，医疗人才将近20人，偏远的山区更甚，”她说，“但是国家对于特困片区有每人每月200元到600元的人才津贴，我们很多老师甚至就是流失去了这些地方。”

　　如她所说，在湖广小学，两位任课老师已经年近60岁，很多孩子因为所在省(区)籍的学校容纳不下，到了10岁还在上二年级。

　　江华的“自救”

　　2013年11月，奉恒毛手写了一份报告，江华县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拿着这份报告找到了县里。之后，龙飞凤带着一班人马赶到了学校。

　　江华涛圩镇上游完全小学校长黄兴华当时也在陪同之列，他回忆说，县长看了吃午餐的情况后，当场拍板，“广西孩子有的，湖南的孩子也会有。”那天是2013年12月16日。

　　“这是江华县的一种自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流着哈喇子看别人吃啊。”江华县教育局局长唐孝任说。

　　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

　　唐孝任说，县长回到县里之后，指示江华县财政每年专门拿出一笔钱，用于湖广小学15名湖南籍学生的营养餐，“县里算过一笔账，每人每年600元，一年9000元，占教育投入的比例很小，压力不大。”而在更早之前，江华每年从国家财政拿到约114万元的扶助资金(每人每天1.5元)，县里每年再配套投入50多万元，解决了山区10所小学的营养餐问题。

　　如今，湖广村的孩子们都吃上了同一份营养餐。但对于江华而言，他们还是“心有不甘”。

　　“这种差异，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也间接说明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或许也存在。营养餐只是冰山一角。”唐孝任说。

　　据广西籍“村长”程得亮说，整个湖广村这么多年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亲如一家人。”

　　尽管如此，因为省(区)籍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差异，依然在村庄天然存在，并因此引发了村民们微妙而复杂的“攀比”心理。

　　广西籍村民程民主说，他很羡慕湖南籍的堂弟程民春，“同样盖一座房子，他有政府补贴的1万元，我却没有。”原来，湖南2008年冰灾后有个“港澳援建计划”，这个计划惠及到了湖广村，便出现了“同村不同(建)房”的情况。

　　不仅如此，这个村湖南籍的所有居民都享受“全民低保”，最多的每月560元每人，按照一家三口来算的话，一个月有1600多元，江华县的数据显示，这个村的农民年均纯收入也不过1800多元。

　　今年50岁的程胜书也是广西籍人。他曾想办个养牛场，看到湖南方面可享受无利息贷款，但广西就没有，于是跑过去问县里来的领导，“我可不可以改籍？”

　　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但对于村民来说，因为省(区)籍不同而带来的差异待遇，已经让他们感到了“无奈和恼火”。

　　寻求更有效“解药”

　　现实倒逼出路。对于江华来说，一个更大的诉求隐藏在龙飞凤的讲话之后。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村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整个江华的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龙飞凤说，“所以我提了增设南岭片区的建议。”

　　这次全国“两会”，龙飞凤提交了7个建议，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关于增设南岭山区国家集中连片扶贫攻坚开发区的建议”，而“关于将江华纳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县的建议”则排在最末。

　　在去年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龙飞凤提交了“关于增设南岭山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建议”，该建议被列为去年重点督办建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13年10月给江华给出的答复是，“经有关部门反复测算，并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得出了南岭山区各县不符合上述划分原则和标准未能进入片区的结论。”

　　之后，龙飞凤邀请国家扶贫主管部门来江华实地考察。

　　2014年新年上班的第一天，时任国家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华中师大社会学教授、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国家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处长周强等领导、专家一行，深入江华，就南岭山区扶贫开发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尽管对江华的“深度贫困”状况表示同情，但调研组专家还是委婉而明确地告诉了龙飞凤：“实施集中连片扶贫是国家战略，尽管有不周全之处，但一经确定很难更改。”

　　龙飞凤被倒了盆冷水。她据理力争，在今年的两会上，她甚至摆出了一堆数据。

　　“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三项指标上，湘粤桂三省(区)五市南岭山区的26个县(市、区)，2007年、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值除广东韶关市的仁化县稍偏高外，其他25个县(市、区)三项指标分别为3546元、10105元、452元，远低于已列入国家片区范围的县和西部地区平均水平。特别是江华、新田两个国家级扶贫县，以上三项指标仅为1887元、7828元、324元。”

　　这次，“数据”和县长极富感情地对于“同桌不同餐”现象的“控诉”，似乎起到了作用。据龙飞凤说，有教育部的领导后来电话她，“接下来有一个针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出台，会考虑江华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