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最牛校长怎么做》

文丨刘绪义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慕名召见一个叫周式的教书先生，封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皇宫主讲。可没有想到，这个叫周式的竟然一口拒绝了，他要回长沙做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宋真宗听了嘴巴都合不拢：我这可是国家最高学府，主簿级别虽然不高，从七品，但是权力不小啊。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校不在大，有牛人则名。十几年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一所叫做岳麓书院的民办大学，既是高考神校，又是素质教育名校。

一千多年过去了，宋真宗早化作了历史，但岳麓书院依然存在，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地。人们记得深刻的是那些牛弟子，如彭龟年、顾璘、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当然也没有忘记那些校长们(过去叫山长)，只是都记不得当年这些校长们那一种牛气。

是的，最牛名校除了牛弟子外，还有牛校长。先看它的招生通告就可知一斑。明代一张《招长沙举人入岳麓书院文》告诉我们，只有举人才能优先入学，其他额外生只招十个，“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一次招生可以招多少人呢?清代规定三年一届，每届60名。

举人是个什么概念，在古代那是可称“老爷”的人，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且可以免除丁役。敢招“老爷”做学生，可以想知牛气冲天。

岳麓书院从宋至清历经九百年，累计校长58位，有科举功名者32人，其中进士出身25人，有任官经历者38人，湘籍42人，都是高学历、士模范。

那么，他们都是怎么做校长的?

一是以校为家，有的甚至毕生精力都在书院。

宋代文化发达，书院遍地，并不缺学校，可是当时朱熹就批评很多学校差劲，为什么?就是因为老师“以学校为传舍”，把学校当旅馆，免费住几年就走了。但是岳麓书院的校长不是这样。首任校长周式几十年都在书院;罗典执掌书院27年;欧阳厚均同样执掌27年;张栻1165年做校长时33岁，38岁进京，40岁再回来做校长，43岁才离开，主要精力都在书院;丁善庆做校长23年;王文清先后两次担任校长;末代校长王先谦一做也是10年。

二是主张政治与教育不可分割。

政治是立制度轨、管理国家事务的;教育则是陶冶社会风化，维系人心的。“善政谓立之制度，善教谓陶以风化。”张栻做校长时把教学看作政事之先，强调政治以教学为先务，办学校就是搞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反对只顾追求功名利禄、不讲道德的求学态度，从而把教育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

在这些校长们看来，书院与官学并非对立，而是“和而不同”。在科举取士的大环境下，书院不可能独立于科举制度之外。因此，书院在坚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去适应科举，并通过自身的努力纠正培养科举人才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生徒不但要会科举，还要有对文化、对社会的担当;既要掌握儒家经典，知道如何做人，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才，也要学习具有应对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出为良臣，处为良士”。在欧阳厚均担任校长期间，书院人才辈出，有识之士不远千里来求学。仅道光五年(1825年)就有28人中榜。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半部中国近代史都被他的学生写了。

历届校长还都注重与政府互动，搞好关系，时有州府教官兼任山长。嘉庆九年(1804年)，皇帝驾临翰林院，赐宴赋诗，时任岳麓书院校长的袁名曜与当时的高官名臣赫然并列。

三是奉行浪漫教学法。

书院地处岳麓山中，风景优美。严如煜记录了罗典校长的教学法：“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先生随所触为指示。”在游玩与休憩间，于寓教于乐中体察万物，于优游中增加德行见识，于寄情大自然中，达到陶冶气质、修养心性的闲适情怀。

历任校长都强调“半教半学”，教学相长。“讲于堂、习于斋”，学生以自主学习、自我体悟为主，教师上课很灵活，分讲会和会讲。讲会就是内部讲课，会讲则是邀请全国的名师来公开讲学。

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校长接待了朱熹的专程来访，二人围绕着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在书院展开了历时两月的激烈争论，史称“朱张会讲”，又叫“潭州嘉会”，开创岳麓书院自由讲学、互相辩难的风气，成为理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四是浪漫不忘严守规矩。

首先是考规严。考试分为官课(由地方官员主持)和馆课(又称斋课、师课，由山长主持)，附课生三次连列一等者可升为正课生，正课生连列三等者降为附课生。官课、馆课不参加者，扣除膏火银，甚至被赶出书院。

其次是学规严。1748年王文清校长手定《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第一条是“时常省问父母”。丁善庆校长就是如此，他孝顺母亲，遇母亲不高兴时，就“长跪引咎，既解乃起”。第二条是“朔望恭谒圣贤”，强调不亵慢圣贤，但同时又提出“疑误定要力争”。怀疑与对圣贤的敬重并不冲突，辩难时学生必须顶冠束带，端坐严肃，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有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置疑于胸中，这在强调“代圣贤立言”的科举大环境下，难能可贵。

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记载他为什么愿意担任校长，就是因为“爱其山川之胜、堂序之严，裴徊不忍去”。

最后是师规严。张栻反对教师摆“欲人师己”的架子，高踞于学生之上，倡导以自己修明的学行来诱导学生，教师不但教育学生，同时也可以向学生学到东西。

丁善庆校长认为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读书能见过，约己得全真”，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意“以身率教”，以自己良好的行为感化学生，作出榜样，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郭嵩焘说他“道德志行，为时轨范”。丁善庆学问博通，对文史哲都有研究，曾国藩对他的才学非常敬佩。但丁善庆却一生无所矜异，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他写下四十年的《知畏斋日记》，克己之功如此。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校长这么牛，岳麓书院理所当然就成了最牛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