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妹在水井旁洗衣，女儿站在家的前坪喊她妈妈，她望着女儿知足地笑了

　　离得开严湖，离不开孩子

　　其实，跟侯伟祥回家的头两天，看到与“领路人”描述大相径庭的破土房，罗梅便产生了走的念头。那时两人才刚认识，没有孩子，如果走了还可以另嫁他人，重新开始。但她一想到侯伟祥人老实、年纪也大了、家里条件差，却花了大价钱“买”来自己，便狠不下心，“他才借钱和我结婚，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他以后只怕会过得很苦。”

　　罗梅不忍心，杨天妹知足，两人于是留到了现在，这在上世纪末至今，陆陆续续来严湖村的近30位云南媳妇中算罕见。“愿意掏钱的单身汉，要么年纪大，要么身体或智力有缺陷，而且家境大多贫寒，这些云南媳妇一个个年纪这么轻，难得留住。”严湖村小学易校长有些惊异。他负责的一年级一共7名学生，其中，4名来自类似“买婚”家庭，除杨天妹和罗梅、王淑英外，还有一位母亲叫做龙恩凤，她们中两个留下，两个离开。

　　2007年，龙恩凤说要回贵州娘家喝侄子喜酒，就再也没回来。因为不知道妻子老家具体地址，陈国良只能通过电话，不断地向以前通过电话联系过的“大舅子”打听，收到的回应都一样：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对此，陈国良并不记恨，当时，腰锥间盘突出已经犯了一年的他几乎丧失劳动力，“她怕我瘫痪了，不想接这个烂摊子，至少，她帮我生了个陈灿伢子。”

　　与龙恩凤“怕负担重”的初衷不一样的是，同年8月，王淑英的离开更为典型。15岁从云南来到湖南，以一万七的价钱，许给比自己大近20岁的陌生人“彭傻子”，虽说淑英不高、长相一般、皮肤还有点黑，但嫁给这样的一个人远非她想象中的生活。即使那时家里的新楼房已经架梁，两三个月内就可住大房子，她还是悄悄离开，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同乡的杨天妹也只知道她大概在广东一带，讨厌木讷的老公，厌倦沉默的山坳。

　　去年年底，带着几套童装以及遥控玩具，失踪4年的淑英突然踩着高跟鞋回到严湖，跟儿子住了几天后再次消失。“他们就是这样，在外面飘着，有空回来看看小孩，只是有的几个月一次，有的是年底才回，还有的则是彻底消失。”

　　今年7岁的陈灿已经开始爱美，她想留长头发后扎个麻花辫，可是爸爸不会，80多岁的奶奶行动不便，这个小小的想法也就成了她的梦想。“乖灿，不急，等你12岁了就可以自己扎，或者，哪天你妈妈回来了，帮你扎也可以，要什么花样就弄什么样。”奶奶安慰她。

　　【记者手记】

　　一边是想去外面过好日子的云南年轻姑娘，另一边是找不到本地媳妇的严湖村穷男人，都在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似乎是各有所需。

　　然而实际上，这样的结合似乎注定了此后的苦涩：愿意掏钱的都是讨不到本地媳妇的单身汉，要么年纪大，要么身体或智力有缺陷，而且家境大多贫寒；现实也显然与姑娘们的想象相差太远，不过是从一个山里走到另一个山里。

　　离开严湖，旁观者已经回到原来的生活，而此前两日的所见所闻，依然在那孤岛般的山里，那些媳妇在那里，祈求自己和丈夫不要有病痛，为孩子在长大前积攒走出去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