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块钱到镇上买一套汉人穿的短衣长裤，算是给自己的嫁衣，19岁的杨天妹，带着阿爸借来的150块钱，就这样出发了。即将托付终身的大概是个湖南男人，年龄、样貌、性格、家庭背景……一无所知。

　　同行的其他四个姑娘都比自己年轻，最小的王淑兰刚满14岁，王淑英、杨秀珍以及陶秀琴也在18岁左右，清一色的少数民族。

　　听“领路人”讲，要去的地方比云南好很多，天天米饭，餐餐有鱼有肉，不用做什么事，男人也不凶。可车才到曲靖，几个小姑娘就被警察发现，连带着领路的一起被带到派出所关了3天多。

　　“他们给村里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自愿出来的，得到屋里人正面答复，也就把我们放了。” 十年后，杨天妹靠在严湖村的一间土砖房前回忆，“当时只想着快点走出大山过好日子，自然说愿意。”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告诉她们，这个愿意说得太早，原来的那身粗布绣花裙也穿不回去了。

　　一万七的“幸福”

　　攸县西北部的丫江桥镇，其实还算繁华，交通也比较便利，但境内的严湖村是个例外。

　　抬头是山，低头是田，站在严湖村，不管往哪个方向望去，都是一样的景象。当地人说，严湖村就是一个孤岛，只是周围的不是水，而是绵亘几十公里、连个缺口也没有的严仙岭。因为住处偏僻落后或者自身缺陷，“孤岛”里的不少男人，过了30岁还娶不上媳妇，解决终身大事，也得拜托“领路人”。

　　杨天妹奔波千里，满心期待的新生活便是这样开始的。

　　2002年5月的一个早上，35岁的阳新华和附近的几个单身汉带着借来的钱，急匆匆赶到同村谢余风的家里。头天晚上，谢余风从云南带来五个小姑娘的消息就传开了。“一个一万七，规矩都懂，要答谢他们做的介绍，才能领回去。”阳新华老实巴交，记性却很好。尽管之后，夫妻两人打了3年工才把账还清，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值：他有严重胃炎，做不得重事，也没读什么书，若按本地姑娘结婚的要求，这一世也别指望碰得到女人，更别说成家、传宗接代。

　　这些情况，直到被领出谢家门槛那一刻，杨天妹仍然一无所知。可按照三方约定，从十五分钟前阳新华把钱付清起，她便是阳家媳妇了。

　　最初的几个月是怎么适应过来的，杨天妹现在已不愿细说，“反正，过了大半年才慢慢听得懂这边的方言。只是老公不晓得怎么的，不仅胃出血，还经常便血。”

　　曾经简单的憧憬

　　三月末的气温陡然升高，两个女儿在阳光下摆弄去年买的苗族服饰，杨天妹看着看着，一些往事便清晰起来。

　　“出来前想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少做点事，少挨点打。”她说，当时家里共有八兄妹，都是不到十岁就跟父母上山做事，“夏天天没亮就要去，早饭和中饭带到山上吃，晚上摸黑回来才能吃一顿热的”。这里说的“饭”其实叫杂烩更合适，就是玉米、青菜一锅煮，只在吃的时候佐些盐巴和辣子。整天辛苦劳作，回报却相当微薄，譬如打一大筐马草，赶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送到集市，最多卖3元钱。

　　再加上亲眼目睹了姐姐的悲剧，离开的种子便在杨天妹心里越长越大，“苗族女人在家里地位很低，除了要承担劳动主力外，对丈夫也要绝对服从，如果跟别的男人笑一下或者随便讲话都要被打骂。姐姐没生儿子，好日子更难得了。”

　　该出工了，杨天妹去厨房拿了把镰刀，起身朝对面山上走去。“每年这时候有人上门收竹子，一根2毛钱，一天也可以砍个四十元左右。”她说。因为丈夫身体差，除最初几年为还婚钱一起到株洲市区打工外，2004年至今，种水田、打零工、砍竹子、烧炭等农活，成了两人守在严湖的经济来源，一年毛收入8000元。

　　“跟本地其他人肯定没得比，但是比老家还是好了很多，没那么累，丈夫也和气。”尽管全镇再难找到比自家更差的房子，如今30岁的杨天妹再忙也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好，只欠人家两三千元的账了。不过，等两个小孩都上学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