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梅背着儿子回家。哈尼族的她五官轮廓明显，肤色偏深，很难被村民当做普通邻居

　　曾经简单的憧憬

　　三月末的气温陡然升高，两个女儿在阳光下摆弄去年买的苗族服饰，杨天妹看着看着，一些往事便清晰起来。

　　“出来前想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少做点事，少挨点打。”她说，当时家里共有八兄妹，都是不到十岁就跟父母上山做事，“夏天天没亮就要去，早饭和中饭带到山上吃，晚上摸黑回来才能吃一顿热的”。这里说的“饭”其实叫杂烩更合适，就是玉米、青菜一锅煮，只在吃的时候佐些盐巴和辣子。整天辛苦劳作，回报却相当微薄，譬如打一大筐马草，赶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送到集市，最多卖3元钱。

　　再加上亲眼目睹了姐姐的悲剧，离开的种子便在杨天妹心里越长越大，“苗族女人在家里地位很低，除了要承担劳动主力外，对丈夫也要绝对服从，如果跟别的男人笑一下或者随便讲话都要被打骂。姐姐没生儿子，好日子更难得了。”

　　该出工了，杨天妹去厨房拿了把镰刀，起身朝对面山上走去。“每年这时候有人上门收竹子，一根2毛钱，一天也可以砍个四十元左右。”她说。因为丈夫身体差，除最初几年为还婚钱一起到株洲市区打工外，2004年至今，种水田、打零工、砍竹子、烧炭等农活，成了两人守在严湖的经济来源，一年毛收入8000元。

　　“跟本地其他人肯定没得比，但是比老家还是好了很多，没那么累，丈夫也和气。”尽管全镇再难找到比自家更差的房子，如今30岁的杨天妹再忙也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好，只欠人家两三千元的账了。不过，等两个小孩都上学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