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后悔”

　　唐水燕说，她曾想过金盆洗手。2012年，她回到东莞，就像8年前那样。

　　在半年的时间里，她换了两个厂，一个是电子厂，穿着防护服在显微镜下贴电路板，一个是玩具厂，在流水线上拼装变形金刚。两份工都没做长，钱少是一方面，几个月存下四五千，另一方面则是这样的生活太压抑了，“就是一种悲哀”。8年前她受不了，8年后也一样。

　　也是在这段时期，她认识了房云云。在电子厂时，她们一起抱怨显微镜对眼睛的伤害，在玩具厂时，她们一起拼装玩具。唐水燕比房云云大十岁，感觉她就像多年前的自己，内向、倔、对生活感到苦闷又无处可解。

　　唐水燕首先受不了了，她决定重操旧业，三年前被抓的案底让她心有余悸，这一次她更小心些，她向“同行”购买了六大本官员办公室的电话，用来查看办公室是否有人，她打听了哪个省份比较好做，第一个目的地就去了贵州。

　　这条路没有以前顺遂了。大概是因为中央“八项规定”的缘故，进入2013年，唐水燕发现官员们的办公室里，礼品明显少了起来，“感觉就像事前被清理过一样。”她向“同行们”打听，都说这一年清淡得很。

　　在唐水燕离开工厂之前，房云云也离开了工厂，“那时她男朋友嫌她在工厂赚的钱少，让她去当坐台小姐。”

　　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待在东莞，住得不远，隔三差五也会见个面。她看着房云云头发的颜色变了又变，时常晚出早归，钱也多了起来，就不愿去想其中的原因。

　　直到2014年初，房云云来找她，无意间看见了她藏在屋里的开锁工具。

　　“咦，你也有这个，”房云云笑了起来，“那是同行嘛。”

　　两个人心照不宣。

　　但被抓后，她们都不承认是团伙作案。房云云说，“我们是各干各的，我们没有组织。”唐水燕更直白，“我们不是一路的，我不扰民。”

　　丽水市莲都区警方部分支持了她们的说法。“在我们了解的案情里，唐水燕都是单独作案。”

　　合肥警方则对外公布了他们的判断，在作案手法上，警方认为，作为团伙，一旦她们在受害人家中发现大量财物，会先拍照，并远程将照片传给同伙。目的一是如果现场被受害人发现，可借此威胁其不要报案；二是日后如被警方追捕，可恐吓受害人撤案，以逃避法律制裁；三是如果被司法机关查处，则借“反腐”来“立功”，作为从轻处理的筹码。

　　而事实上，这些目的尤其是“反腐立功”，不一定能够实现。

　　2014年7月8日，房云云因在江苏省常州市6次入室盗窃，被该市钟楼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我明明作案8起，为什么只追究6起？”房云云反而有些不满。在合肥，导致房云云和唐水燕被捕的两起案件，都没有被算进犯罪事实。

　　这对她们两人，都是致命的打击。

　　房云云已经宣判，唐水燕还没有。有人和她说过，她起码要判10年以上，但要是反腐立功了，可以减上好多。这之后，她开始向中纪委写举报信，举报了2012到2013年间，被她光顾过办公室的三名厅级官员。她手上还有当时拍摄的照片。

　　在合肥警方的通告里，唐水燕是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脱。她虽然声称自己是被放走的，但也害怕再被带回合肥。她来到浙江丽水，这里是2009年她被捕的地方，受罪少。

　　“她这次来算是自首。告诉了我们之前没有掌握的2012年到2013年间的犯罪事实。”丽水市莲都区警方称，这些犯罪事实是否属实，还有待进一步侦查。

　　从7月中旬开始，唐水燕就在丽水市一间逼仄狭小的日租房里住了下来。由于财产几乎都被警方扣押，她比以往困顿许多。她将刚出生的三女儿送回老家，将两个无人看护的女儿接到身边。她不知道这样的时间还能有多久，以前，在外飘荡时，她将女儿们送回老家，现在，她想和她们多待一会儿。她给两个小孩做饭，带她们散步，给她们买新凉鞋，也逼她们每天练习写字。警察要询问案子进展情况的时候，她就一手牵着一个去公安局。

　　房云云则回了东莞，她挺着一个大肚子，一个工厂接一个工厂地寻找她的男朋友，自17岁离家打工后，他是她在外面唯一的依靠，但房云云被捕后，男友就消失了，带着之前他们的所有积蓄。“我不想孩子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

　　再有一个月，她的小孩就要出生了。

　　“小孩一点点大了，我想把这一切都做个了结。”唐水燕今年30岁，但面色已经有些苍老。她说，女儿们现在是她的一切。

　　但要是不考虑这个，“我不后悔。”唐水燕说，她见过了工友们一辈子都见不上的东西，了解了一些有权势者的一部分秘密。这么说的时候，她的眼里闪出兴奋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