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文工团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对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普通士官苏雷(化名)来说，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士官工资，难以维持三口之家的花销，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个小时收费60块钱”。

　　“恒大开价最起码都是八千的工资，好几个团员都去恒大了。我们签约的才两千多。即便是有编制的，副团才四千，正团才五千。”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说。

　　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说，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演员张译甚至说，“部队文艺团体对于男孩子来讲很难熬”。

　　进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训练房之前，必经一面军容镜。它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纪律规定”和“处罚规定”的牌子：从上场到谢幕，几乎每个小细节，都有纪律的要求。如果违反这些纪律，视程度轻重，处罚的方式分别是“处分”、“降级”、“转业”，或者“复员”。

　　这面老旧的军容镜上似已有一些不易擦去的斑痕，但是左右两边的纪律条款，从未变过。

　　“地方演职人员出现失误，顶多引来观众的嘲笑，而部队演员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被上升到 政治错误 的层面。”某歌舞团歌剧演员张华(化名)记得，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革命老区的巡演中，关键时刻忘词，惹来台下观众嬉笑。此事被领导严厉地批评为“不严肃，思想政治意识淡薄”。

　　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透露，现在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超编，签约的人都是文工团养着，但是人还是不够用。

　　因为缺人，一支历史悠久的文工团已经下调了招人的门槛――身高要求从至少1米68，降到了1米64、1米65，却仍捉襟见肘，“我们每年还要去不停地看，不停地招。”

　　尴尬却也就此出现：如果想继续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优势，需要大量的资金、齐整的队伍和充分的社会认可度。然而摆在面前的却是有限的资金、紧缩的编制和暧昧的市场定位。

　　战士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排演的舞剧《三家巷》让他们引以为豪。但参演演员四五十人，其中真正拥有军籍的不过二十人，其余的大多属于非现役签约人员，也包括临时从某企业抽调前来“救场”的演员，一切花费都得由文工团自身负担。

　　地板已经十多年没换过，因为坑洼，演员们偶尔抱怨，“不敢放开了转圈”。

　　不足的运作经费，得靠商业演出来弥补，节目的打磨和名气提升，也需要在对社会演出中一步步完成。

　　2013年3-9月，战士文工团陆续奔赴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基层部队完成演出130多场。《南方都市报》报道，其成员流动性很大，在参演央视《心连心》等慰问演出、各大晚会之外，则从事着“少许商演”。

　　在市场与部队体制之间，文工团正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陈先义认为，文工团的主要属性，是为部队服务。“他们首先是部队军人，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作为一个文艺团体，每年必须完成200天的下基层为兵服务演出的任务，每年必须演100场。”

　　现实中却是“两张皮”。有文工团人士在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批评有些地方的文工团，“称得上腕儿的明星，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又都是参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为谁服务？

　　唐彬彬曾经是全军年龄最小的文艺兵，7岁时即表演“小和尚钻筒”代表战士杂技团获得世界金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在蚊虫、蝙蝠乱飞的舞台上表演，在偏远的海岛听到掌声响起，“很庄严，也很过瘾”。

　　演员张译最深刻的从业记忆也是在一线部队。“哨所的战士怎么样都不笑，也不鼓掌，只在文工团离开时，久久地立正敬礼。”时隔十五年之后，他仍能仔细地回忆起在内蒙古演出时，那个边防小哨所仅有的两个人和一条狗。

　　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部队不需要文艺团体？――这纯粹是放屁。”张译认为文工团不可能取消，“我的老师，现在还在战友文工团，当时不到20岁就签了生死状去了老山前线。还有战争中牺牲的文艺人员，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 为国家而唱歌 。”

　　广州军区空军某场站的士兵表示，大部分服役时间相当枯燥，“不过文工团来了，还是很热闹的，大家都想去和文艺兵亲近”。

　　这些对文艺需求最大的地方，在新时期也一度被文工团忽视。多年前，陈先义曾采访过一个从红旗拉普哨口下来的一个班长，“这个士兵说，他从上了哨位到退伍几年都没有下过山。下了山以后，他首先看到一棵绿树，就抱着树痛哭，因为在5000米的雪山上是看不到绿色的。守卫边疆的战士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一个小型的演出队到这个地方为士兵演出，也是非常鼓舞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