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上，1937年四羊方尊即有踪迹
河北媒体报道：1938年，当时的原广宗县县长姜榓荣辗转回到家乡，巧合的是姜榓荣回到宁乡不久，四羊方尊就在龙泉村姜家开荒地里出土了。据《姜榓荣文集》回忆录记述，早年他家乡叫左家滩，属于行政村月山铺(今月山乡龙泉村)，而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正是姜榓荣的同族，出土地就是他们家族的山坡地。梁勇认为，这种巧合说明，原本属于广宗县的四羊方尊被姜榓荣掩埋在他家附近山腰上的证据链是成立的。(梁勇，河北学者，石家庄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编纂有《石家庄通史》)
说起四羊方尊的来历，不能不提到姜景舒。几乎所有与此有关的文字，都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姜景舒兄弟三人在龙泉村战野垅种红薯时，一锄头碰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青铜重器四羊方尊。
为了证明上述记载，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曾两次来到龙泉村，调查四羊方尊在此出土的经过。第一次是1963年，高至喜不仅到了姜景舒家，还和他一起来到战野垅。
“实际上，姜景舒在193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四羊方尊。”9月2日，高至喜回忆说，当时姜景舒告诉他，1937年，姜景舒在战野垅刨地时，就刨在了“石头上”，“当时没有继续往下刨，第二年再刨的时候，才想着要把‘石头’挖掉，结果却挖到了四羊方尊。”
按照高至喜的说法，四羊方尊在宁乡出土之后，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首先以400银元轻易购得，随后秘密派人与长沙市内西牌楼怡丰祥牛皮商号店主赵佑湘联系，赵则不动声色地以1万银元将四羊方尊购得，并盘算着以10万甚至20万银元的价格转卖。没过多久，当时的长沙县政府得到四羊方尊的信息后，立刻派警员将赵佑湘拘获，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省政府。
此后，四羊方尊先后被送到省银行等处秘密保管，曾在“文夕”大火中失踪。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责成文化部追查，最终于1956年交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十周年，四羊方尊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后一直被该馆收藏。
高至喜的说法，也被国家博物馆所认同。在该馆关于四羊方尊的解说词中，也提到上述四羊方尊的“流浪”经历。不过，说起四羊方尊，高至喜印象最深的，还是1974年，他第二次到姜景舒家时，发现四羊方尊的残片。“那是姜景舒挖出来的时候不小心碰掉的，我当时要出15块钱买，他不肯卖，后来还是委托宁乡县的文物干部做工作，他才交给省博物馆的。”高至喜说，这块残片至今还被省博物馆收藏。
根据石家庄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勇的说法，姜榓荣是1938年将四羊方尊从广宗带至宁乡的，这显然与姜景舒的经历相悖。
常识上，黑亮锈迹表明出自酸性土壤
河北媒体报道：1990年广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永修和县政协王增勉，访问与姜榓荣同时在民国县党部共事的王缄三。王缄三当时回忆，1933年秋，姜榓荣得知广宗境内不断有盗墓贼在沙丘平台和西汉广宗王刘如意墓盗掘文物，随即派警察追查，将被盗文物收到广宗县府，保存在县衙西侧监狱内一个叫“四间房”的密室。有一次，姜榓荣与王缄三等五人到“四间房”查看文物，姜展示了一件被其称为“四龙四羊尊”的青铜器。后来，王缄三在广宗县小柏社中心学校当校长，他在中学课本看到四羊方尊的照片，与在“四间房”看到的那件宝贝一模一样。
对于河北媒体提出的四羊方尊出土广宗的说法，高至喜除了在时间上提出异议外，还提到一个考古专家常用的物理常识，“四羊方尊出土时，上面的锈迹是黑亮的，而且很滑，只有在南方的酸性土壤中才有这样的锈迹。”高至喜说，“如果在广宗出土，那里的碱性土壤环境，会在四羊方尊的表面形成粗糙的绿色或灰色锈迹，而这种锈迹(四羊方尊上)根本就没有。”
三苗和商文化圈到底有无关系？
河北媒体报道：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谭其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所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城邑遗址进行印证，绘制《商代地图》。而宁乡没有任何商代城垣和方国大邑。那么，这等显赫的贵族青铜礼器，岂能掩埋在远离商王朝贵族的地区呢？
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在详细阅读梁勇的观点之后，针对其“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的观点，提出异议。李乔生表示，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商代文化层，出土红烧土和方格纹、绳纹等陶片，时代与四羊方尊相同。
不仅如此，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和大型的铜铙等这些青铜器不可能为中原商器，在中原出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上述青铜器尚未见到一件相同的器型。但它们的母体文化即造型、纹饰又有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反映。
李乔生表示，“这说明，商末贵族南迁，带来先进的工艺和技术。炭河里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炭河里遗址是一处商周时期区域文化的中心聚落，并可能是西周时期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某个地方方国的都城所在地。”
河北媒体报道：梁勇认为，四羊方尊可能是后人带入宁乡的。更有学者指出，四羊方尊出土于这样浅的山坡土层，可能是有人仓促埋下的。
对于“仓促埋下”的推测，李乔生认为并非如此。“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窖藏。如象纹大铜铙、编铙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宁乡出土的青铜重器全部为窖藏，而且多出自河边、山腰、田野，埋藏特别浅。如1993年老粮仓出土的编铙，深不过数十公分。四羊方尊出土地附近出土的象纹大铜铙埋藏也不过几十厘米深。”在李乔生看来，这说明宁乡当地祭天、祭地、祭河、祭湖的祭祀比较盛行，而且宁乡西部山区多石，不可能像中原地区土质丰富，埋藏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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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在其著作《商文明》中对于湖南青铜器与北方青铜器的关系有相关论述。他在书中提及：
徐州以南，在淮河流域更南和长江流域只是开始出现一点晚商聚落遗址的迹象。不过根据简报，大量青铜容器已从这里出土。……这些青铜器包括：湖南宁乡至少10件；……这些青铜器毫无疑问地表明，晚商文明在长江中游流域的存在已相当显著，但居住的详细情形只能说一无所有，因为缺乏聚落、墓地的考古遗址，也未发现铸造这些铜器的作坊。弗尼吉亚·凯恩……从湖南青铜器上看到：“这些铜器模仿安阳(青铜器)的同类器制造，但也往往勇敢地进行创新。”她的结论，大部分都能被接受，就是这些安徽和湖南出土的晚商铜器中，包含有本地青铜手工业的产品，这些铜器一方面模仿安阳的同类产品，同时吸收南方本地的因素。
探访
谁带四羊方尊到宁乡？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高至喜还提到梁勇所说的姜榓荣。
“他就是我的老师啊，1945年-1947年的时候，我在宁乡黄材沩滨中学上学，姜榓荣给我们讲政治课，还教过我们有关公民的课程。”在高至喜的印象中，姜榓荣“长得蛮标致，大概一米七的样子，穿着也很时髦，好像是西装和背带裤”，“与其他老师没有什么不同，也根本没有听说过他和当时已经出土的四羊方尊有什么关联。”
关于姜榓荣，高至喜从沩滨中学毕业之后，便没有再与他联系。针对梁勇所说的观点，高至喜认为，“如果姜榓荣在1938年辗转回到家乡，在掩埋四羊方尊的时候，估计不是一个人，而我两次到当地调查的时候，从没听人说过这回事。”对此，李乔生则补充说，四羊方尊的发现，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当时还惊动了警察等，姜榓荣既然在家乡，应该会有所说法的……”
按照李乔生的理解，四羊方尊显然不是姜榓荣带到宁乡的，但他同时认为，四羊方尊也并非宁乡本地生产。“当时周灭商，商人逃到宁乡，当然带来了一批代表权力的象征物品，这个物品莫过于青铜器了，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工艺和技术，以及祭祀、喝酒、战争等的习俗。”李乔生说，正因如此，四羊方尊等青铜器被带到宁乡，而带过来的器物不可能总是用下去，肯定还要制造的，“在制造的时候，融合了宁乡当地的习俗和爱好，于是宁乡这里既有中原器物，也有当地器物。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有红烧土出土，有方格纹、绳纹陶品出土，说明这个遗址是商代的，与四羊方尊同时代，同时这个地方位于山腰，地势较窄，不可能是居住遗址，只能是临时的、用于祭祀的场所，四羊方尊当时就是用于祭祀的物品毫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