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成为第一任中纪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然而，胜利让一些党员居功自傲，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加。面对执政的考验，加强党纪建设显得尤为迫切。1949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纪委，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出任书记。随后，朱德亲自监督了一批典型案件的查办。

　　1950年9月，中央收到一封武汉医务部门人员写的匿名信，举报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工作失职。中央把信转给武汉市委，要求严肃处理。武汉市委又把信转到市卫生局党委，结果落到了宋瑛手上。宋瑛认为写信人是“有意破坏”，并认定是市属第二医院的纪凯夫等人所写，跑去找他们核对笔迹，强迫他们承认。正巧，第二医院公款被盗，宋瑛就和副市长周季方一起，把盗窃罪名嫁祸给纪凯夫，对纪凯夫羁押逼供。事情越闹越大，引起朱德重视，在中纪委的直接干预下，中南局纪委对此案进行调查，证实了纪凯夫的清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到医院慰问纪凯夫：“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种人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纪委处理周季方、宋瑛等阴谋陷害案的消息。

　　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朱德领导中纪委查处了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党政领导，著名的“大老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落网并被枪决的。但“三反”运动也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后来，朱德指导各级纪委进行了大量繁琐的复查工作。作为第一任书记，朱德以身作则、细致严谨的作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中央监委)，取代中纪委，由董必武出任书记。此后的10余年里，国家政治运动频繁，经济形势复杂，可谓困难重重，但中央监委依然发挥了“打虎”的作用。

　　1960年12月，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监委候补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向中央监委反映，安徽宿县等地因为“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泛滥而发生肿病死人事件。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王维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的活动，甚至向中央反告工作组的状。中央监委把王维纲反映的情况上报中央，中央对曾希圣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央监委的工作只坚持了10余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69年，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完全取消了纪检机构的有关条款，中央监委被迫撤销。

　　陈云提议实行双重领导

　　10年动乱后，纪检工作得到恢复。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100名中纪委委员。从此，陈云开始了长达9年的中纪委书记生涯。

　　陈云首先对纪委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重建中纪委后，沿用了过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模式，但很快就发现其弊端：一些地方要求纪委把当地干部的违纪问题压住不调查、不上报。1980年，陈云建议，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各级纪委人员的任免要征求上级纪委的意见。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纪委的工作进入良性轨道。

　　1982年，陈云查处的第一只“老虎”是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当时，杨义邦是全国最年轻的副部长。但是，在对外经济工作和外事活动中，他事先不认真准备，一到谈判场合就听从外商的摆布，屈从外商的要求，还变相索贿受贿，甚至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损害了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几十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查处遇到不少压力，最初只做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陈云批示道：“这件案子书记处讨论了两次，不作决定……一部分参加书记处(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我看没有必要怕那些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不怕他躺倒。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于是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和撤销原任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随后，国务院撤销杨义邦化工部副部长职务。在当时，这是改革开放后因经济问题被撤职的最高级别官员。

　　陈云打掉的另一只“老虎”是时任江西省省长倪献策。1985年， 50岁的倪献策当上了江西省省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名叫郭晓红的女人，两人很快勾搭在一起。后来，郭晓红的弟弟郭勇在走私价值60万美元的2000台录像机时，被深圳海关查处，并被罚款150万元。郭晓红找到倪献策，要求他帮忙“疏通”。在多方走关系受阻后，倪献策竟然要求中国银行南昌分行给郭勇在香港的走私合作方汇去60万美元。中纪委得到消息后，迅速派出调查组，在江西走访了500多名干部、群众，找到确凿证据，摸清了倪献策的犯罪经过。中纪委决定开除倪献策党籍。倪献策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1985年，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洪清源收受一名港商2.4万元贿赂，为该港商在澳门的4名亲属办理了通过安徽省去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被中纪委查处，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86年11月，中纪委发出通报，胡亦民在任大连第一书记期间，不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侵占财物，决定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在陈云的主持下，一大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被揪了出来。那段时间，中纪委办案人员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特意让秘书给中纪委的年轻人捎话，让他们平时注意安全，但决不能妥协，“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

　　乔石建立信访机制，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