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安倍
633人起诉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其中有多名常德人
12月2日下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违宪诉讼”庭审现场。受访者供图
记者 袁树勋 报道
12月2日下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
高峰从原告席上起身，调整呼吸，准备陈述。
他从湖南常德赶来，是这场跨国诉讼633个原告中18名居住在常德的民众之一。
被告方，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日本政府。三年前，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被指控违反日本宪法，给原告们带来精神伤害。
庭审现场，安倍没有出庭，他的代理律师也始终没怎么说话。
从2014年10月到现在，这场官司打得太久，让双方都有些疲惫。好在，它就快见分晓了。
起诉 阻止安倍继续参拜
事情追溯到2013年12月26日。当天，安倍晋三参拜了东京靖国神社。几天后，安倍在元旦讲话中宣称，“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一时间，舆论哗然。
远在湖南的高峰，接到了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邮件，他们曾结识于那场国际关注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当时，一濑到常德调查侵华日军投放细菌弹的情况，高峰是当地一名实习律师。后来，一濑成了知名的反右翼律师，高峰担任了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
一濑告诉高峰，他的团队已联合几个国家的反右翼民间人士，准备起诉安倍，“希望常德方面也能加入。”高峰应允。一场庞大的跨国诉讼，很快成型。原告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最初是364人，后面陆续增加到633人，其中18人是住在常德的普通民众。
2014年10月17日，原告律师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认为，安倍晋三使用公车、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登记并参拜靖国神社，违反日本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日本政府和安倍晋三一起被列为被告。“我们的目的，是裁定首相参拜行为违宪，阻止其今后继续参拜。”一濑敬一郎2014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安倍的参拜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都有权利成为原告。”
准备工作很繁琐，每名原告递交的陈述资料，都要整理译成日语。诉讼很漫长，隔几个月要开一次庭。2015年，高峰和另外9名常德原告准备出席庭审，却意外被拒签。“拿着日本律师发来的出庭邀请函，向日本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之前参加细菌战诉讼，也是这么操作的。”高峰回忆，“但那次我们被拒签了。”
数月前，高峰又得到消息，此案突然换了裁判长。而新裁判长却还没和原告们照过面——日本法庭又很注重当事人陈述。情况对原告一方不利。
经过争取，法庭同意增加一次庭审。不过，出庭名额只有四个。“一濑联系我，说无论如何都要来一趟。”高峰说，另三个名额，给了一个中国香港知识分子和两个日本原告。这回，高峰申请了旅游签证。12月1日凌晨3点，高峰以游客身份抵达日本。
庭审 陈述后发现被告律师毫无表示
12月2日下午两点半，庭审开始。4名原告、20名当事双方律师、80多名旁听者，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中，被告方来了11个律师，1个代表安倍晋三，其余代表日本政府。
20分钟，是法庭给高峰的时间，而且还得留10分钟给翻译。作为第一个原告发言，高峰挺着胸膛作完陈述，准备迎接被告律师刁钻的提问，却发现对方毫无表示。
后来他才知道，被告方的辩护策略很简单：坚持安倍的参拜属于私人行为，与日本政府无关，也就无所谓“政府违宪”；宣称参拜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实质肉体伤害，不应给予赔偿。上述辩护词，在以往十次庭审中已重复多遍。这次庭审，被告律师团都没怎么说话。
如果没有那两个日本原告，两个半小时的庭审会很沉闷。第一个日本原告是六十来岁的日本市民。“他的叔叔是二战日本军人，死在战场上。他认为叔叔是受日本政府欺骗，才参军的。现在政府和首相还在美化战争，他很愤怒。”一旁精通日语的中国香港原告小声翻译，高峰看见日本原告拿出叔叔出征前的全家福，向法庭展示，“他拿照片的手，都在颤抖。”
另一个日本原告挥舞着照片，大声质问，“为什么至今都不愿反省？”照片上，记录了他参加反战活动时遭受日本右翼分子暴力冲击的场景。
判决 福冈判决是“最好的结果”
原告律师方透露，此案将于明年2月结审，4、5月份判决。很多人关心，判决结果会如何？从以往的判例来看，对于原告，一般是“最坏的结果”、“回避核心问题的判决”以及“最好的结果”。
首相参拜是公务行为（代表日本政府介入宗教事务，违反宪法），是原告的核心诉讼理由。但在“结果最坏”的那类判决中，法庭否认了这点，更谈不上对“是否违宪”进行裁判。
2005年，针对小泉纯一郎参拜的某次诉讼判决，东京地方法院就曾作出此类判决，解释称小泉虽然佩戴“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字样的胸牌，但这仅是官衔的一个标志；他献花的钱，也是自己出的……这些都没有超出私人行为的界限，不能认为是首相职务行为。这无疑是个让原告极其失望的结果。
相比之下，所谓“回避核心问题的判决”，原告可能还好接受些。历年的“首相参拜违宪诉讼”中，这类结果占了多数。它一不对参拜行为的“公”“私”进行界定，二不做宪法判断。
2004年的福冈判决，是目前为止对原告来说“最好的结果”。判决书认定小泉参拜属“公务行为”，“他（小泉）具有强烈的以内阁总理身份进行参拜的意志……本法院为尽职责，判定该行为违宪。”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结论只出现在“案情分析”中，而不是“判决”部分。换句话说，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但这毕竟是历史性的突破。不久，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但不再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登记，也没有换上神道服。
福冈判决书中，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本院判决”，驳回了原告们精神赔偿的请求。这意味着，名义上原告败诉了，但他们达到了主要目的，即法院裁定小泉参拜行为违宪。小泉即使不满，也不能上诉。因为名义上，他胜诉了。
福冈判决成为里程碑式的案例，支持者称赞它“为之后的诉讼指明了方向”。
庭审外 起诉“源于某种信念”
即使获得了“最好的”判决，也无法阻止安倍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清楚这个道理的日本原告和律师为何还要花费人力财力，来组织这场诉讼？高峰觉得，是“源于某种信念”。
抵达日本的那天，在一濑的律所里，他看到几乎每面墙下都堆满了资料。其中大多数和细菌战诉讼有关。从1996年开始，一濑多次前往湖南、浙江、江西等地，调查日军在70年前在中国犯下的罪恶。
“他把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对抗好战势力，当成毕生的使命。”高峰感慨，“细菌战诉讼结束了，但一濑的使命还没完。”
高峰有时候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人，耗尽半生精力去清算自己国家犯下的罪孽？”
他也提到了王选。曾留学日本的王选，担任过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被称为“能让日本列岛沉没的女人”。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