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信念。
“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
“俯仰无愧。”
“没有遗憾？”
“没有，我觉得我对得起所有的人，对得起国家，对吧？”
“对于人生，您有什么感悟愿与我们分享？”
“我小时候读过陈独秀的一部书，《独秀文存》。里面有四句话：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求生存、求发展。为了生存发展，一要求知，二要创造。”
平反后，年过七十的杨敬年决定要再工作20年。
他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从70岁讲到86岁退休；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编写教材、撰写专著、培养硕士生，把这门课程引入中国。他出版《人 性谈》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的原因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认为人性有善恶， 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
1983年，我国首招博士研究生，75岁的杨敬年因超龄没有评上。到1994年退休，他共培养硕士生20名。
杨敬年说，跟培养了几十名博士生、出版几十部专著，发表几百篇论文的教授相比，他真是自惭形秽，“然而我却是用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了”。
总有人为他鸣不平，但他觉得“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1998年，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关永强听了杨敬年的一场讲座。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小时中90岁的杨敬年始终站着，“这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尊重”。2004 年，为了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关永强多次拜访杨敬年，“每一回，他都送我们到楼梯口，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走下去。那时他都96岁了，而我们只是很 普通的学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宋伟说自己是“杨老师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杨敬年为他们译过书、写过导读。商务印书馆出版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时，找不 到合适的人写序，“杨老为我们请到了陈宗胜老师，陈老师做过南开经研所所长，也是天津市副秘书长，以我们的能力是没法约到这样的专家的，这让我们非常感 动，杨老师总是特别为别人着想。”
对于这些，杨敬年的“老门生”们早有感触。南开77级经济系的学生曾在一起交流，许多人都觉得杨敬年对自己十分照顾。“如果大家都这么感觉，那么杨先生为我们大家曾经是怎样的付出就一目了然了。”学生李忱说。
“杨先生是我毕生的老师”，在美国的邹玲至今每周都要给杨敬年打电话。38年前，因为跟不上专业英语进度，她到杨敬年家中辞课，惊讶地发现自己70岁的老 师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难道你会输给我这70岁的老人吗？”杨敬年问，“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我家，我会给你解答。”
“杨先生70多岁学高等数学时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我说我有个自画像，你不要超过它”。杨敬年的自画像是：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冯友兰在《新事论》里说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是因为有两个特点：一是把道德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一是满不在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108岁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还是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几个月前，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刚颁给他一个荣誉院士的称号，以表彰其终生对学术的贡献。
而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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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敬年：百岁经济学家的“慢人生”
杨敬年在牛津大学的毕业留影 
杨敬年在天津家中 
杨敬年的部分著作，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送给杨敬年的亚当·斯密《国富论》手稿 杨敬年出生于1908年，或者换个更有历史感的说法，“光绪三十四年”。年逾百岁的他，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慢一拍”。
上学时，因为家境贫寒，杨敬年不得不几次停学去工作补贴家用，直到40岁才拿到博士学位。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平反，其间20年无法 正常教学。平反后，年过七旬的他开创了国内第一个发展经济学课程，直到86岁才正式告别讲台。90岁，杨敬年仍然没闲着，翻译了亚当·斯密的经典之作《国 富论》，至今畅销。
2014年的第一天，记者来到天津杨敬年家中采访时，106岁的老人早就端端正正地坐着等在客厅里。他说我们来“晚”了：“以前我还能走，去年8月病了一场，就只能坐着了，不好意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