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茶禅文化东渡的物件中，还包括圆悟“茶禅一味”的字幅。当年，圆悟克勤住持夹山时，常常在评讲《颂古百则》之余，将夹山开山祖善会首倡的“茶禅一味”四字写在纸上，赠与爱徒。绍隆即是受惠者之一。故我国有些当代学者将“茶禅一味”归于圆悟名下。我想这是因为：善会笃守禅宗“不立文字”的信条，仅将“茶禅一味”留于口碑，口口相传，直到敢破陈规的圆悟这一代，才将口碑上的“茶禅一味”书于纸上。或许可以说，善会为“茶禅一味”的口头派，圆悟为“茶禅一味”的书写派。不管怎样，两位都是夹山派，故“茶禅一味”的理念，当为夹山品牌。

　　《碧岩录》东渡扶桑，有如凤凰涅槃，很快在这片奉行“拿来主义”的国土上得以新生。据日本佛教史记载：《碧岩录》传入岛国之前，禅学于早已于隋唐之际传入，只是数百年间一直有禅无宗，无声无息，直到镰仓时代，才由旅宋归国的荣西创立禅宗临济宗，渐成气候，后来发展为24个宗派，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其间，《碧岩录》的迅速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镰仓幕府时期(1185——1333年)，日本禅宗共24派，其中21派为临济宗，而这21派中除日本临济宗开创者荣西属黄龙派外，余下20派均系由圆悟传承的杨岐派。这种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决非偶然，而是圆悟之《碧岩录》传播影响的使然。杨岐派“继承了临济宗的基本思想，综合了临济、云门两家的禅风，同时采取灵活的手段接引参学者，从而使杨岐派在激烈的派系竞争中取得优势。”(1)《碧岩录》恰恰是杨岐派传播的利器，故能广为流传并助其宗派一枝独秀。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即在20个杨岐派中，只有两派为大慧宗杲之法嗣，其他芸芸众派衮衮诸僧皆出于虎丘绍隆门下。尽管二人都是圆悟的得意门生，但由于宗杲有禁毁《碧岩录》之举，绍隆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师从圆悟，其修习的主课应是集圆悟思想之大成的《碧岩录》。由于学业优异，圆悟曾两次给他写了印可状。当师兄宗杲焚禁《碧岩录》时，他虽未公开反对，但亦未参与配合，依然在虎丘云岩寺大振圆悟禅风。由此不难断定，他是《碧岩录》最虔诚的布道者，也必然会博得喜爱《碧岩录》的僧众拥戴。因此，绍隆门下僧徒日增，法嗣繁衍，派系纷呈。禅林众僧手捧《碧岩录》朝暮诵习，简直是当年神州丛林的情景再现，若把《碧岩录》比做东方的《圣经》，决非过誉之词。其实，宗杲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远在师弟绍隆之上，就因为两人对待《碧岩录》的态度之别，方造成其学派在日命运的巨大反差。此如正反两例雄辩地证明：亲《碧岩录》者昌，疏《碧岩录》者衰。无疑，《碧岩录》的广泛传播，又极大的提高了圆悟克勤的知名度，使其墨迹也成为僧众及俗世大人物追捧的宝物。在日本史册上，不乏为争夺圆悟墨宝而大动干戈的记录(后文另述)。

　　更令人欣慰的是，《碧岩录》在日本远比在本土幸运得多，没像其在中国那样仅昙花一现，而是数百年经久不衰，从幕府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当年传诵《碧岩录》盛况虽无以再现，然可朝花夕拾。清末民初留学东洋的石门籍历史学家申悦庐先生曾撰文说：其留学期间，日本“各大书铺皆有卖此书者，彼邦人士咸视为佛家宝典，并另有《碧岩集讲话》、《碧岩录讲义》等书。”(2)须知斯时，正值西风日渐、西洋精神舶来品充斥岛国之际，而一册数百年前传入的仅12万余字的《碧岩录》却仍然行销各地，不能不说是其当年洛阳纸贵的遗存。日本当代学者、日本禅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秋月龙珉编著的《禅海珍言》中，取材于《碧岩录》的禅语共146则，约占全书精选禅语的五分之二以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流亡日本，居然也靠用现代语解读《碧岩录》、写成《禅是一枝花》而名噪一时。可惜这位连国籍都认不清的风流才子错将湖南当河北，说“圆悟住河北灵泉寺”著述《碧岩录》，谬之数千里。

　　以今观古，分明可以让人穿越时空屏障，想象夹山茶禅文化的扛鼎之作《碧岩录》当年作用于海外的盛况，感受其经久不衰的魅力。

　　茶禅结合——日本茶道是在禅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圆悟克勤的茶禅思想及其墨迹，启迪了茶道开山祖珠光的灵光之门，因此可以说：夹山茶禅文化催生了日本茶道……

　　在日本禅宗史上，可以查到一幅完整的发脉于夹山圆悟克勤之法嗣谱系：圆悟克勤——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密庵咸杰——松源崇岳——运庵普岩——虚堂智愚——南浦绍明——宗峰妙超——彻翁义亨——言外宗忠——华叟宗昙——一休宗纯(3)。一休宗纯，即日本家喻户晓的“聪明的一休”。一休宗纯是日本佛教史上最有名的禅僧，也是佛教史上少见的狂僧。他超越戒法表象，直契天真本性，扬言“风狂狂客起狂风，来往淫坊酒肆中”。然而一休虽狂，且与圆悟相隔11代，却把他当做自己的精神导师。日本民间亦有这样的传说：当年，一休从海滩上拾得一竹筒，内储《碧岩录》。从此，一休手不释卷，悟性大开，以传讲《碧岩录》而名声鹊起。虽是民间传说，亦非空穴来风，放荡不羁的一休将圆悟奉为神明，并千方百计收藏其墨宝《印可状》，却是可以稽考的。

　　公元1442年，一名年轻和尚摒弃正统的观念，拜于一代狂僧一休门下。他就是后来成为日本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由于珠光极具慧根悟性，深得师傅赏识。《日本茶道概文化》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一天，珠光用自己喜爱的茶碗点好茶，捧起欲饮，一休突然举起铁如意棒大喝一声，将他手中的茶碗打碎。珠光面色不改，仅平静而道：“柳绿花红”。一休为珠光坚韧不拔的茶境所感动，不仅将自己的修行经验传授给他，还将珍藏的圆悟宣和墨宝、即其写给虎丘绍隆的《印可状》传给了他。珠光从一休手中接受的《印可状》，后便成为日本茶道界的至尊宝物。其字为行书，只有半截，故长43.9 厘米，高 52.4厘米。按照传统标准，文物残缺将使其价值大打折扣，而这件残品却是个特例，被日本茶道尊称为“漂来的圜悟”，视为国宝藏之于国馆。她之所以受到如此极品规格的礼遇，究其因，盖“墨迹开山”之功也。

　　宣和墨宝，从书法上看，用笔温文尔雅，风神超迈，深得初唐虞世南、褚遂良两家遗韵，也兼得与笔者同时代的米芾行书之雅致。字里行间，挥洒自如，端秀中内藏刚毅之气，实有绵里裹针之妙，堪称一件风格高峻、出类拔萃的名迹。从行文上讲，纵论了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而演变成禅、单传六代以及五宗分派的经历，阐明了七百多年的禅宗心要，谆谆教诲并勉励虎丘绍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正法久住，法轮常转。无论形式与内容，皆为神品佳作，是名副其实的墨迹之宝。珠光从一休手中继承墨宝后，自是将她视为神物，高悬于自己茶室的壁龛上，“终日仰怀禅意，专心点茶，终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理。即：佛法并非什么特殊的形式，它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对茶人来说，佛法存在于茶汤之中，别无他求。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境地。”(4)此即日本茶道史上的“墨迹开山”说。归祖寻根，珠光为圆悟第13代法嗣。至此，若即若离的茶禅文化才真正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联袂东渡的茶与禅方正式步入日本茶道的轨迹，“茶道与禅宗之间成立了正式的法嗣关系。” 村田珠光亦因此“确立为日本茶道之‘开山’。”(5)

　　圆悟墨宝开启日本茶道的灵光之门，是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也许，珠光对“茶禅一味”的领悟受益于圆悟的手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种偶然的背后隐藏着必然。他长期受《碧岩录》的影响便是孕育这种偶然的必然基础。假如珠光没有受到圆悟禅学思想的熏陶，纵然面壁十年，也不可能从圆悟的墨迹中领悟出“茶禅一味”的真谛。如同牛顿若是没有深厚的物理学功底，纵使苹果冰雹般地砸在头上，也悟不出“万有定律”一般。珠光受《碧岩录》的影响，虽未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不难从其思想主张中寻觅。珠光在写给大弟子古市播澄胤的一封信中强调：不要自高自大，不要嫉贤妒能，不要失去主见和创意。其意亦可在《碧岩录》里找到。如《碧岩录》第53则，圆悟借默无的闻地“渡驴渡马”的赵州石桥为寓体提示于人：“禅是不动的动者，禅重隐德，从不显山露水，亦不虚伪造作。”(6)这与珠光不要自高自大、嫉贤妒能的告诫何其相似。至于自我主见与创意，则是圆悟在《碧岩录》中整体凸现的个性与精神，而珠光在开创草庵茶的实践中，也正是奉行了这种“不要失去主见与创意”的理念，方能将“茶禅一味”那鲜活的内核从贵族僧侣式的日本茶饮文化中剥离出来。

　　珠光后将宣和墨宝传给武野绍鸥，绍鸥下传千利休。千利休被杀后，墨宝便落到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首领丰臣秀吉手中，随后，又为当时日本另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所收藏，最后由德川家族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要知道：前二者是在日本茶文化史上被尊为“茶道先导”与“茶道集大成者”的重量级文化人物，后二者则是日本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