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兮祸倚——宋代夹山住持圆悟克勤著述的《碧岩录》问世后，风靡丛林。圆悟之高徒大慧宗杲唯恐参禅流于形式，将其书焚毁，遂使《碧岩录》流向海外，开始了夹山茶禅文化的海外传奇……
南宋绍兴年间，正当中原大地烽火连天之际，地处海疆一隅的福建泉州云门庵禅院，也燃起了熊熊大火。一册册黄卷、一块块木刻版纷纷投入火中，倾刻化为乌有。无数黑蝴蝶般的灰烬在空中飘飞，如同幽灵一般不肯离去。一旁，许多和尚黯然泣下，分明是为这场劫难而落泪。须知，这些被焚烧的经书经版，全都是被誉为“天下宗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呀！
《碧岩录》缘何被毁？为何人所毁？要了解这一在中国禅宗史上影响巨大的焚书事件，还得从《碧岩录》这本书说起……
宋徽宗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大师克勤受前宰相、无尽居士张商英之请，前往澧州石门夹山寺讲经说法，并住持该寺达七年之久。晨钟暮鼓日复一日，克勤根据禅林需要，对云门宗雪窦禅师选辑的《颂古百则》进行别开生面的讲解、评述，深受广大僧众欢迎。雪窦本是“锦心绣肠，对诗文造诣颇深、人皆认为具翰林之才”的一代宗师。《颂古百则》是他从禅林中1700则公案中精心选出的100则经典，都是有关古圣先贤参禅悟道的言行。内容之丰富，意蕴之深邃，涵盖之广泛，可想而知。而在克勤看来，禅是活活泼泼的佛经，禅与佛经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地融为一体。因此，他把公案、颂文和佛教经法结合起来，从禅宗基本理论出发，对疑义丛生的公案一一解读，并加以引申发挥。他在阐释评点《颂古百则》时，锦上添花，将自己的学问见识、思想观点、人品智慧融会其中，倍增其丰，可谓是集禅学、哲学、文学、史学、美学、伦理学、道德学之大成。不仅如此，其评唱的形式也极为活泼，极具开导启发性。每则之前，先加“垂示”，即纲要提示，再列举公案，介绍公案提出者的简历并著语评论，对其中警句重点“评唱”，还自作颂语，最后又加以“评唱”，融诗、偈、颂、评于一炉，一唱三叹。公元1118年，鉴于克勤在夹山讲学的成就与声誉，当朝太子太保兼枢密使邓子常上书朝廷，极力称颂克勤之功德，尽管宋徽宗笃信道教，却也不得不将“佛果禅师”的法号赐予克勤，并下诏将他调往金陵蒋山寺。此后，佛果克勤芒鞋竹杖，度岭穿云，遍历楚山吴水，云游大江南北，广设讲筵，普宣法音，春风化雨，桃李盈门。众弟子尊他如圣明，特地将其在夹山评讲的《颂古百则》汇编成册，印刷成书，发行丛林。全书共十卷12余万字，名之《碧岩录》。“碧岩”是圆悟克勤主持夹山寺时所居的方丈室名，故以其名作为书名。另有一说是因为当时的丛林称夹山为“碧岩”而名。不管哪一说，都寄托了克勤及其门徒对夹山的感怀，亦为《碧岩录》成为夹山禅文化代表作贴上了历史标签。《碧岩录》是克勤在与古代禅师的心灵感应和沟通中，显示鲜活佛理禅机的一种方式；是其运用大智慧来诠释大禅机的普及读物。其书深入浅出，形式活泼，简繁得当，将高深禅理寓于平实的言语之中。其对公案的解释与发挥普遍为丛林所接受，于是衲僧们将她视为圣经，人手一册，朝夕吟诵。正因为如此。《碧岩录》于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问世之初，便被誉为禅宗“天下宗门第一书”。《碧岩录》为克勤带来了的巨大声誉，继北宋之后另立南宋的高宗赵构龙颜大悦，亦在其父赐封“佛果”的基础上加封克勤为“圆悟”，意即说他已圆满地参悟佛理禅机了。此后出版的书则全称为《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一僧两代帝王赐号，这在我国宗教史上也并不多见。由此可证圆悟克勤道行高深、功德圆满。
可惜好景不长，福兮祸所倚。正因为《碧岩录》太红火了，方招致灭顶之灾。南宋绍兴六年，圆悟克勤圆寂。其骨灰未寒、舍利子犹温，《碧岩录》便遭受火焚厄运，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焚其书者，正是圆悟的爱徒大慧宗杲。大慧于宣和六年拜在圆悟门下，成为其座下第一大弟子，并凭借自己超然的智慧、锐利的机锋、敏捷的辩才，很快名播京都。徽宗闻其声望，赐号“佛日”以示嘉奖。大慧宗杲继圆悟之后成为禅门一代新宗师。其人大机大用，考验学徒异常苛求。他发现学徒所答之语皆出于《碧岩录》而非自悟，唯恐参禅悟道流于形式，误入“本本主义”歧途，遂遵从佛家“不使霹雳手段，哪显菩萨心肠”的训示，效仿秦始皇之法，将其师圆悟的杰作《碧岩录》付之一炬，禁止流传。早在《碧岩录》面世之始，便不乏反对之声。守旧者指责其书有违“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的禅宗宗旨。大慧焚书的举动，立即得到保守派的响应。于是，“天下宗门第一书”转眼间变成了神州禁书，且一禁就是150多年。尽管其间不乏禅僧秘密传写，但终究只能偷偷摸摸。元大德年间，有识之士张明远在重刊《碧岩录》的卷首如此写道：“碧岩集标的宗门，真雾海之南针，夜途之北斗也。一炬之后，善刻不存，今多方寻访……得于希有，发于久秘” 。寥寥数语，既彰显了《碧岩录》“南针”“北斗”般的威名，又道尽宝笈自大慧焚禁后百余年间所处环境的艰辛。
然而，祸兮福所伏，神州封杀《碧岩录》，使得这一夹山禅文化代表作流向海外，大有孔夫子慨叹“吾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况味。
凤凰涅槃——《碧岩录》连同圆悟的墨宝东渡扶桑，赢得意想不到的生存空间，助推禅宗在岛国的崛起，为茶与禅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碧岩录》究竟是何时由何人传入日本，目前尚未查到明确的文献资料。大约这是因为当时其系禁书，只能通过极其秘密的渠道流通而不便记录的缘故。不过，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圆悟墨宝的外装木盒上，写有“圜悟墨迹从宋朝入来筒”的字样，即证其件是南宋时期传入日本的。那么圆悟代表作《碧岩录》很可能是与其墨宝一并东渡扶桑。因为圆悟是因《碧岩录》出名而非书法出名，当《碧岩录》遭焚禁时，她应成为逃难偷渡的主角，书法作品只能是配角。也许正因为如此，主角方无入境时间登记，而配角却可以堂而皇之的记录之。果真如此，笔者以为，圆悟勤的另一高徒虎丘绍隆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绍隆为安徽和州人，九岁削发为僧，师从多人，后仰慕克勤大名远赴夹山，随侍于克勤左右多年，为其嫡传法嗣。圆悟曾两次亲笔给他书写《印可状》(又名“印可证书”)，一次书于北宋徽宗宣和6年(1124)12月，另一次书于南宋高宗建炎2年(1128)2月12日。前者称宣和墨宝，后者谓建炎墨宝。尔后，绍隆住持浙江虎丘山云岩禅寺，大振圜悟禅风，自成一派，即虎丘派。虎丘派中有不少日本留学弟子。大约洋弟子学成归国之际，绍隆将《碧岩录》以及圆悟墨宝托付给爱徒带至海外则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难设想，圆悟著述被焚，绍隆必定心急如焚，将恩师的宝笈及墨宝转移海外，既是万全之策，也是对恩师最好的纪念。绍隆有这样的想法，定会见诸于行动，遂致圆悟两件墨宝现身日本。其中前者还不乏传奇色彩。相传宣和墨宝是装在一个桐木圆盒中，随海浪漂到日本九州南端鹿儿岛坊之津海岸后才被人发现的。坊之津即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当年冒险东渡日本的登陆处，这更增加了墨宝的神奇。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件墨宝不知何时何故被人割去了后半段，硕果半存。
关于《碧岩录》及圆悟墨宝东渡，中日坊间另还有其他几个版本。其一：绍隆将《碧岩录》及圆悟墨宝传给衣钵弟子，再由其继承人辗转东渡。其二：宋末元初，中国禅僧为避战火之难而远遁东洋，将《碧岩录》及圆悟墨宝带上岛国。其三，两度留学南宋的日本禅师荣西曾求学于绍隆隔代弟子咸杰门下，咸杰将圆悟书、字委托他带到日本。荣西是将中国茶种带回岛国第一人，这是有明文记载的，但却没有记载他携《碧岩录》等文化种子归国的只言片语。笔者只能对此说暂且存疑，仍相信绍隆才是圆悟宝笈与墨宝东渡的“始作俑者”。不管怎样，宝笈与墨宝东渡是历史的真实，既然难以确定携宝东渡者，我们何不套改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只要吃到了美味的鸡蛋，又何必究其蛋是谁贩来的？至于宣和墨宝怎么会现身海滩，似可作如下推测：可能是当年留宋返日或逃难禅僧在舍舟登岸时不慎遗落，也可能是他们于归途中遭遇海难，方致贮宝之盒随波逐流至坊之津。无论前者后者，似乎都可以看出绍隆或其传人的剑胆琴心，他们一定考虑到纸书渡海，凶多吉少，为防万一，便将圆悟宝笈与墨宝付与不同批次的东渡者，并藏之密封的木盒中，遂造成了这些文化瑰宝的非凡经历。虽说这仅是一种推测，但可填补史书记载的空缺，用理性的思维见证夹山文化东渡扶桑之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