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监测：九龙治水待解

　　7月中旬，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水工环综合研究室的办公室内，室主任赵帅军点开了一个工作QQ群，群里面的对话清楚地显示“项目可研已报发改委，等待8-9月份批复”。“已经十年，就等这次了；这次如果不行，说不定还得等十年。”赵帅军脸上的表情不无玩味。

　　赵帅军说的项目是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从2004年前后国土资源部开始申报，到如今历经十年却仍停留在可研阶段。十年间，中国的地下水监测管理经历了诸多风雨，一次次地下水环境问题的爆发牵动着国人的神经，而监测工程耗时十年的反复纠结也在暴露着地下水管理的症结。

　　“院士上书”与九龙治水

　　2004年，一封由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发起，40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联署的《关于设立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专项的建议》被递交至国务院。4年后，第一个在联名书上签名的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去世，他没能等到“工程”尘埃落定之时。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主任李文鹏是“院士上书”的亲历者，时任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助理的他参与了建议书的起草。为了让建议书引起国家高层重视，李文鹏跟随钟自然院长拜访了众多院士，希望他们能在建议书上签名，共同呼吁。

　　出乎意料的顺利。“一下子就签了40个院士。”李文鹏感叹，“院士们的名字签了满满一页，找他们签名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国务院的回应也很快。“以为会等很久，没想到一两天曾培炎副总理就回复了。”李文鹏回忆起来，依旧有些兴奋。

　　在曾培炎副总理批示“请发改委研究并提出意见”后，2004年8月，国土资源部向发改委递交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议书》。然而，令李文鹏没料到的是，同时上报到发改委的，还有另外一份建议书《黄淮海重点平原区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来自水利部。2002年，水利部组织编制了《全国地下水监测规划》。在此基础上，本着“区别轻重缓急、分期进行建设”的原则，水利部编制了上述建议书。

　　2005年，发改委组织召开了协调会议，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达成了“分工协作、避免重复、信息共享”的协商意见，于是就此拉开了长达7年的漫长“协调立项”过程。

　　一直以来，地下水领域存在着多头管理的格局：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地下水的水文地质勘查、地下水资源监测等；水利部门负责水资源行政管理，参与地下水资源监测等；而环保部门则负责组织地下水的污染防治等；此外在具体管理上还涉及住建部门。

　　国土资源部与水利部的七年协商，“会议次数都数不清了”，具体内容涉及两万多个监测站点的坐标、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 协调难度之大可见一斑。这种职能的交叉也给地方的具体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在湖南省政协2013年所做的《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调研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土、水利、环保、住建、地勘等部门资料信息化共享程度低，统一和相互联动的监测预警指挥体系尚未形成”，“需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地下水资源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

　　“大家都管，真到出了问题，也许就是大家都不管吧。”对于这种局面，赵帅军颇有些无奈。

　　地下水监测的烦恼

　　中国的地下水监测网点建于上世纪50年代，存在站网密度低、专业匮乏、手段落后，以及信息传输时效性差等突出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家级的地下水监测点不足2000个，其中很多监测点的监测设施由于多年失修遭到破坏，以致监测数据无法正常获取。而按照我国国土面积，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至少应该保持2万至4万个。”李文鹏告诉记者。在目前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议书》中，就明确提到，需要建设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站点20445个。

　　湖南的地下水监测网络体系是从80年代开始搭建的，目前，组建了省级监测中心站和7个监测分站，布设了110个地下水监测网点，分布于长株潭等核心城市。用赵帅军的话来说，以前由于没专项资金，每年都要从有限的工作费用中挤出资金来安排监测工作，近年通过努力安排了财政专项，实施了重要城市地下水调查与检测工程。经过近30年的发展，湖南的地下水监测网络初具雏形，并且在地质灾害和水环境变化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郴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矿业大市，由于过量抽取地下水，市区从1977年到1990年间，先后形成大小塌陷200余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万元。在此后，郴州市地质环境监测站根据对34个监测井的动态数据分析，向市政府提出对22个过量开采单位停采、限采、饮用东江水的建议并得到了重视和采纳，2000年后城区地面塌陷基本得到了遏制。

　　此外，益阳城区还建立了地下水自动监测平台，填补了省内的空白。但湖南也有自己的问题。

　　首先是监测体系和能力的不足。目前全省还有8个市没有建设监测井和地下水监测分站，省政协调研报告中指出“专职人员严重缺乏，地下水资源破坏应急处置设备和常规监测预警仪器大量缺乏”，“国土资源系统内部省市县地下水监测预警联动平台仍未建立信息化平台，抵御处置突发性重大地下水环境破坏事件的综合能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都成为了极大的短板。

　　其次，由于传统认识的问题，各级政府对地下水监测的重视程度也有待提升。湖南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李贵仁认为，与北方不同，南方地区的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更多地把重心放在了对地质灾害的监测上，对地下水认识不足。目前已有的7个监测分站中，有5个为省站直管站，监测职责职能并没有下放到市县一级，监测的第一责任主体未能移交给各级人民政府，“而且地方政府对直接掌握监测工作，获取和利用监测成果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

　　相关法律法规的空白是第三个制约性因素。7月1日实施的《地质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是首个针对地质环境工作的全国性制度，“但它只是一个部门出台的‘办法’”，虽然对地质环境、地下水监测的主体、职责职能等有了较为明确的诠释，但具体收效如何、约束力有多大还不好说。“而不管是地质环境保护条例、或者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这些理应先出来的上位法都还没有出现。”李贵仁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湖南全省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461.68亿立方米，总可开采量146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相当于地面所有水库的储水量；湖南还拥有丰富的矿泉水资源和地热资源：全省92处水源被国家和省认定为饮用天然矿泉水源，14个市州都有优质矿泉水源，拥有地热资源198处——湖南的地下水资源不可谓不富足。

　　目前，由湖南省国土资源厅起草，已经六易其稿的《湖南省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已经上报省政府，“怀胎十年”的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也有望正式实施。地下水监测这条漫长的征途上或许将就此迎来新的曙光。(文/汤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