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岩路47号，据说主人曾为李清泉叔父李昭北。
“李昭北之前，这栋房子最早由林巧稚的父亲修建，林巧稚在此出生，说是林巧稚故居也有道理。”厦门市规划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龚洁说。龚洁八十高龄，研究鼓浪屿老别墅超过二十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南洋华商和各国使节纷纷撤出鼓浪屿，遗留下成片空房。
1953年，国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央批转《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私有住房被纳入改造范围。
私房改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整个房产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房产业合营之后，原房主每年可以获得房产值5%的收益，俗称“五厘定息”。
当时，鼓浪屿许多别墅、商铺被“定息”。民国年间厦门“豪门”卓全成的长孙卓载欣拿出一份祖父留下的房租明细，显示在1956年，卓家名下包括自住房在内的80余处房产全部纳入“公私合营”范畴，卓家获取五厘房租。
1958年，第二阶段“私房改造”开始，主要针对私宅，即“经租”。当年，厦门市成立私房改造办公室，自住房超过100平米以上的多余面积，全部交由政府统一“经营租赁”。政府代收租金，一小部分返还房主，称“定租”。
孙中山委任的“福建讨贼(陈炯明)军总指挥”许春草在鼓浪屿建的“春草堂”，三层楼有两层被“经租”。
“突然有一天，政府说要经租了，安排两家不认识的人住进我们家二楼，我们一家人被迫全部搬到三楼居住。”许春草之孙许多康说。
据厦门国土资源与房产测绘档案馆数据，截至1959年3月，全市共改造1153户、2742幢。
1959年，福建对华侨私人出租房也进行改造，只不过起点提高为150平米。截至1961年春，纳入改造的华侨业主有787户，房屋2638幢。
“晃岩路47号”，就是一处“社会主义改造房”。“私改”后，该栋老宅陆续住进一些本地居民。
“没有任何接管手续，政府安排二十几户人家住进来，”陈亚星说，“那是我婆家祖辈时的事情。”
“清退”政策
我现在住的楼房产权为家族共有，丈夫所占份额比例很小。不能免俗的我，也还是担心有朝一日落得无处栖身。
——摘自舒婷《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对于最能证明“晃岩路47号”权属的房产证，陈亚星说，“‘文革’时被烧掉了。”
卓载欣也记得，“文革”时，祖父被赶出位于鸡山路12号的自住别墅，房契房产证全被烧毁，一些陌生人住了进来，“有些是政府安排的，有些是自己擅自搬进来的。”
许家“春草堂”也有同样遭遇。1973年，许家连第三层楼也不能独住，其中半层被他人占用。
据厦门市房管局档案统计，“文革”期间，厦门市共接管、代管房屋2351户，建筑面积27.77万平方米。
1978年，根据中央文件指示，各地开始清退“文革”中被占用的私宅。1980年代，各地又开始落实侨房政策，清退被“错改”的侨房和私房。
各地清退的标准和进度各不一样。厦门的清退工作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清退的，是“文革”时“接管、代管”的房屋。
“文革”后期，卓载欣就收到厦门市“革委会”通知返还鸡山路12号别墅：先是1973年还给底层和第三层，然后是1976年还给第二层。
但是，除了“自住房”，其他房产似乎不在清退范围内。卓载欣称，卓家剩下的八十余处房产并未归还。
第二步清退的，是“私改”房。
1985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决定清退“错改的一部分房屋”，包括自住房和不够改造起点的出租房两部分。但“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
根据《意见》，卓家的鸡山路12号别墅属于“一般应退回原房”的“自住房屋”。而卓家另外八十余处房产，之前都被用作出租，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范围”，不在退还之列。
与“私改”清退同时进行的，是“侨房”清退。
根据1984年中央《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的通知，对“错改”的侨房，参照国内“私房”政策一般予以退还，对海外有较大影响的华侨，若“本人”要求，“可按适当放宽原则处理”。
春草堂就是按照“侨房”政策清退。
“1980年代初，父亲联系国外的伯伯、姑姑们一起要回了房产。”许多康说。
据统计，截至1995年，厦门市共退还私房7.98万平方米，退还侨房17.91万平方米。
根据相关规定，若晃岩路47号房主真为李昭北，房产或可以按“侨房”处理方式要回。若房屋性质用来自住，也可按“错改”程序要回。但若房屋属于出租私房，其讨要或将漫漫无期。
“清退工作时，我们也有找到晃岩路47号，但当时没有找到所有人，也没有找到‘管家’之类的托管人，因此才由政府托管。”龚洁说。
龚洁还称，“1987年，有人要拆掉房子，是我以‘林巧稚故居’的理由把它保护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