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在王林施村，画下比例是一亿分之一的总统先生飞行路线图

　　王林施村：位于永宁江边，从那里坐船往下游走二十公里便可抵达东海。

　　“1970年，母亲被调到黄岩县城东北方向十公里处的王林乡，在一个叫王林施的村子里做小学教师。原因很简单，她不小心把我‘折子弹’留下的一张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纸当成了卫生纸。”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谈到了一些中国人率先使用的机械和技术，在王林施村，七岁的天新见到了其中一部分：活塞风箱、船尾舵、龙骨车、石碾、提花。

　　每当房东老太太和母亲炒菜时，他就负责拉风箱。提花是妇女们做的活，房东老太太是个织布能手，“印象中她织得最多的是婴孩背带”，也就是说，当她织布时，意味着村子里有孩子要降生了。

　　船尾舵的形状像一把大菜刀，竖立在捕鱼船后。渔民们一出海就得好几天，通常他们在海上就把捕到的鱼杀了，用盐把肉腌起来。尽管吃到的是带回来的咸鱼，但“仍然是记忆里最美味的海鲜”。龙骨车(即水车)和石碾，在南方乡村，则随处可见。可是，除了这些，记忆中，王林施村却没有一片绿地，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一架名为“76号精神”的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在尼克松抵达杭州之前，王林施村就流传着一则消息，由于他的座机(波音707)体积过于庞大，为安全起见，笕桥机场(2000年杭州萧山机场正式启用，笕桥机场才结束了军民两用机场的历史)的跑道临时作了扩建——总统先生的座机是如何飞越太平洋的？正在村小读五年级的蔡天新备感好奇。他对照一本简易世界地图，在笔记本上画下总统先生的飞行路线，采用的比例是一亿分之一，用仅有的几条带方向的线段，把四座城市连接起来。“飞机从华盛顿起飞，先后经过夏威夷、关岛，似乎是来慰问驻岛士兵，尔后，它突然向西北方向的中国径直飞去。”

　　七天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此公让蔡天新第一次听说了“博士”这个头衔)离开了中国。但地图的绘制却没有停止。此后，西德总理施密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斯里兰卡总理班达奈拉克夫人等外国首脑相继访华，他们的行踪同样被这个偏僻村庄的小学生记录在了笔记本上。总共七幅用圆珠笔或蓝墨水绘制的旅行图成为童年杰作。不久之后，画腻了政客们的旅行图，他又依据母亲和自己的记忆，把十岁以前仅有的几次旅行也描绘出来了。

　　“十岁以后，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每次游历归来，都会按比例尺，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画旅行图，那上面还记载着抵达的时间、地点和同行的人物。”可惜，这些珍贵的童年地图，全在一次搬家过程中遗失了。

　　手绘地图的习惯，整整保持了40年。如今，即便开车他也从不使用GPS，一张地图就是道路索引。“地图构建世界，而非复制世界。它使过去和未来显形。”

　　2009年9月，甬台温铁路通车，它刚好穿过王林乡，并在王林施村设了一个车站，就叫台州站。

　　那些故乡他乡的河流，水井。所有“从A到Z，我倾心的水域”

　　大西洋，波罗的海，里海，死海……

　　跟个性刚烈倔强的兄长未名相比，蔡天新的性情中却多了几分“平和迂回”，像河流。

　　从黄岩众多的群山中产生的许多短促奔涌的无名河，繁育蜜橘与枇杷的澄江(即永宁江)，“像血管一样流淌在身上”。

　　六岁那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地上有霜冻。他去上学，一边唱着《东方红》，一边蹦蹦跳跳，结果，扑通一脚踏进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口水井。“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幸亏附近几十米处的菜园里有一个“右派”中学老师，大清早在松土，听到落水声，赶紧跑来，用一把锄头把他从两米多深的井水里捞了出来。“这位老师是教地理的(莫非天意如此？)，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

　　许多年以后，他来到印度加尔各答。跟故乡的敞口水井不同，那里的水井极深，井口全封闭，只有一根水管延伸而出，旁边是一根长长的铁把手。诗人泰戈尔故居的一条小巷子里，一个成年男子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坐在这样的井边，头发和身体涂满了肥皂。

　　而位于他的定居地杭州西湖边的一口水井，“因为两百多年前一位皇帝的光临和题字，让它所在的村庄乡镇，甚至整座城市都沾了光。慕名前来的游客要花上几十元才能见到它的真面目，以它命名的茶叶，清明前采摘，一市斤价格高达几千甚至上万元。”

　　在罗马的纳沃那广场，他曾被大雕刻家贝尼尼的作品《四河》深深感动。四个强壮的男子分别代表非洲的尼罗河、亚洲的恒河、欧洲的多瑙河和美洲的拉普拉塔河。他在拉普拉塔河前伫立时间最久，这条短促的河流哺育了两座神秘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他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九行诗《蒙得维的亚》：“……时间的虚假之门，你的街道朝向更轻柔的往昔。”在西班牙语中，拉是阴性名词的单数定冠词，普拉塔则是银子的意思。当年，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一艘名为“贝格尔”号的考察船，多次进入拉普拉塔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