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一次“集体罢课”

　　学校一名六年级班主任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觉得累”。可能的话，她希望明年不再继续在这里任教。

　　李英教小学一年级数学，也是一名有多年教龄的公办教师。她说因为自己比较年轻，两个月就适应了，而有的老师却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黄钰涵了解同事们的想法。她说，之前任教的学校，老师们基本是“放养”状态，只要把当天的课上完了，就可以早早下班回家，也不用管学生除了课堂之外的其他事，很轻松，甚至有些散漫，“但在这里，校长却要我们管很多事。开始我们都觉得，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惯，难道不是父母的事情吗？跟学校有什么关系？”

　　这种抗拒情绪持续累积，最终在开学之后的第二个月，以“集体罢课”的形式爆发。最后，还是教育局领导出面，老师们才继续上课。

　　然而，“矛盾”却没有结束。

　　“我们学校不允许老师私自调课，不允许文化课老师拖艺术类课目的堂，”黄钰涵说，简而言之，就是学校相对比较重视艺术类课程。

　　黄钰涵说，六年级的学生都面临升学压力，在以前的学校，基本到六年级第二学期，美术、音乐、体育之类的课程都会被语文、数学老师普遍占用，大家也都觉得正常，而学校也是支持的，因为有助于提高升学率。

　　但在这所学校，曾经有六年级的数学老师提出“借用”下午的生命与科学课程，却被学校领导制止，“校长说，让孩子认识植物跟背诵乘法口诀一样重要。”

　　在李视芳的《特色发展教育计划书》中，我们看到了她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应该每天听一首歌，读一首诗，欣赏一幅画，可能的话，说几句合理的话，德国诗人歌德这么说。”

　　“家长也是站在老师们一边的，”黄钰涵说，甚至有家长气冲冲地跑来学校质问说，为什么不让调课？

　　尽管如此，黄钰涵内心还是有些同情校长的。她觉得，校长心意是好的，但方式可能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李视芳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学校里一个约10平方米的会议室，靠东面墙的一排放了一张桌子，一个书柜，就是她办公的地方。

　　一天中午，黄钰涵决定跟校长“谈谈心”。她走进这间(永远敞开门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跟校长说，“校长你是台湾来的，你不懂我们这里的规矩，我们这里，是完全只看学习成绩的，其他的不重要。”

　　李视芳有些错愕，但依然耐心地跟她讲了一个小时。这些道理后来被黄钰涵自己总结成，“古人说教书育人，育人跟教书其实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我后来一想，也是啊，学生有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成绩还会不好吗？他会变得自信，也会更主动，是有益于教学的。”黄钰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