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捷 男，1970年1月生，江苏丹阳人。1992年进入湘钢炼钢厂从技术人员做起，后任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2008年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党组书记等职。现任江西省新余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 剑 男，1970年2月生，山东平阴人。曾任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及投资企业，后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助理、区外经贸委主任、区科委主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北京市顺义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新疆和田地委副书记
滕 刚 男，1970年6月生，黑龙江勃利人。曾任职中央组织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后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11年8月任宜昌市委常委、副市长。现任孝感市委副书记，市长。
周红波 男，1970年10月生，广西临桂人。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副站长，广西农业厅办公室主任，广西农业厅人事处处长，南宁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南宁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南宁市委副书记、宾阳县委书记等职。现任南宁市委副书记，南宁市市长。原标题：70后厅官初试政坛锋芒
9月8日，拥有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的滕刚，当选为湖北省孝感市市长，他的出生年份是1970年6月。
根据公开的资料，和滕刚一样，一批“70后”厅局级的干部崭露头角，走上地方党政领导的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位“70后”担任了地市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未来的干部无论知识素质还是专业素质都会越来越高，尽管“70后”厅局级干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预计未来10年内他们将会成为主力军，乃至领跑者。
他们的成长经历有何特点？他们将如何在当下的实践中磨练？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这些话题，正在成为人们观察和讨论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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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政坛较早 团干经历者多
年纪轻、起步早，这是记者就“70后”厅局级干部状况采访多位业内人士时，他们的共识。
分析显示，从人生履历来看，“70后”厅局级干部中，部分人是从共青团干部成长为地方党政领导的。从团的工作转向各地党政领导的位置，是不少“70后”干部的成长路径。
比如生于1970年的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刘剑，曾在2002年至2009年间，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任职，期间经历了负责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等重大任务的磨练。平时，这位山东籍“70后”地委书记的裤兜里，总塞着一小布袋的奶疙瘩，当地人都说，这么呛的奶疙瘩都吃得下，看来他适应得很快。
另外一些“70后”干部，如今已经成为地方行政的一把手：原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孙爱军，现担任菏泽市市长；原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李晖，现担任怀化市市长；原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王少峰，现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原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刘道刚，现担任天津市河东区区长；原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李跃旗，现担任上海市金山区区长；原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陈东，现担任广东省揭阳市市长；原共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柳鹏，现担任甘肃省嘉峪关市市长；原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高宏彬，现担任本溪市市长……
“‘70后’厅官的成长轨迹，与‘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的轨迹有相类似的特点，比如较常见的晋升路径中，包括了从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说。
“不少‘70后’厅局级干部起步于上级机关，是在上级机关被发现后提拔、平调到下级机关任职后被一步步地提拔起来的，有的还有在共青团系统任过职的经历，这种选拔、重用青年干部的途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看到，这些人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有知识、勤奋、稳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个人道德素养较好等，在理解贯彻上级机关的方针政策上较为精确、积极，但同时也需要不断丰富其基层经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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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高 专业素质较强
受教育程度高是这批“70后”厅局级干部的显著特点。
分析发现，“70后”的厅局级干部多数出生于1970年到1975年间，大多经历过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有的还有出国学习和培训经历。
这批人中，不少人出身名校，有些人还拥有博士学位。比如贵州黔东南州代理州长廖飞，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气技术专业。江西省新余市市长刘捷，从中国地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源产业经济专业毕业，有博士学位。
虽然年轻，并且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花费了数年时间，这批“70后”厅局级干部同时还具备了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丰富实践经验，因此脱颖而出。比如广西南宁市市长周红波，199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农业昆虫专业。此后10年时间，他一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工作，直到2002年9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副主任。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原常务副校长谈宜彦曾主持过一项调研，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对100多名“70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专题调查。他告诉记者，这批人是教育和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实践证明，“70后”领导干部既有一定的知识、能力和经验积累，又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他们往往能够综合考虑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做人与做事的问题，能够理解社会不同年龄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利益诉求，在推动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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