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被姜榓荣带回宁乡并埋藏

　　梁勇介绍，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六天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大约1934年秋，姜榓荣通过北京中国大学的好友得知故宫国宝南迁的消息，忧心忡忡。

　　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订，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1935年8月姜榓荣从广宗卸任后，牛韫瑺在1937年被日军飞机炸死，从此四羊方尊和“四间房”的其他文物便不知去向。而留在广宗县的党部其他人，对这件事缄口不语。

　　梁勇称，姜榓荣先到了开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原形势危急，1938年姜榓荣辗转回到家乡，或许不愿让国宝落入日伪政府之手，他不得已将四羊方尊掩埋在家乡山腰地里。巧合的是姜榓荣回到宁乡不久，四羊方尊就在他家月山乡龙泉村姜家开荒地里出土了。

　　据《姜榓荣文集》回忆录记述，早年他家乡叫左家滩，属于行政村月山铺(今月山乡龙泉村)，而挖出四羊方尊的姜氏兄弟正是姜榓荣的同族，出土地就是他们家族的山坡地。

　　梁勇认为，这种巧合说明，原本属于广宗县的四羊方尊被姜榓荣掩埋在他家附近山腰上的证据链是成立的。只是姜榓荣有难言之隐，他生前写了回忆录，但至死没有说出这尊国宝身世的真相。而广宗县政协原主席李云豪为弄清历史真相，曾设法找到姜榓荣的侄子，试图请他说清其中的真相。但姜榓荣的后人对此极为敏感，缄口无语，而且从此拒绝联系。可见风云变幻的战乱，人世沧桑的坎坷，造成的历史误会，让姜榓荣及其后人心中留下了一个痛苦的结，无法释怀。

　　佐证 “四羊方尊可能是后人带入宁乡的”

　　商代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

　　梁勇介绍，文物界分析四羊方尊器形、纹饰，认定其为商朝晚期青铜礼器。但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谭其骧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把所有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商代方国、城邑遗址进行印证，绘制《商代地图》，地图上宁乡没有任何商代城垣和方国大邑。那么，这等显赫的贵族青铜礼器，岂能掩埋在远离商王朝贵族的地区呢？

　　出土地为荒地，非遗址非古墓

　　梁勇介绍，湖南省博物馆高至喜坚持认为，四羊方尊出土的地方，就是商文化遗址。为阐述这个观点，高在1963年12期《考古》发表文章，将四羊方尊发现地点月山定为商代遗址，他列举的旁证是在此附近的炭河里、张家坳，征集到其他两件商代青铜器——兽面纹提梁卣和兽面纹鼎，以此说明四羊方尊出土地具有商代的文化背景。

　　梁勇则认为，四羊方尊是从姜景舒三兄弟家种红薯的山坡荒地挖出来的，跟任何其他文物没有任何关系。

　　2010年11月3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国宝寻踪》，《中国文化报》刊载的《失而复得的四羊方尊》一文，显示了四羊方尊1938年4月出土于宁乡月山铺的浅地表。姜景舒家人称：“那里不是古墓，也不是商代遗址，就是山坡荒地，地下什么都没有。”

　　埋藏浅，似被仓促埋藏

　　梁勇认为，四羊方尊可能是后人带入宁乡的。更有学者指出，四羊方尊出土于这样浅的山坡土层，可能是有人仓促埋下的。

　　国宝档案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不是父亲在1938年发现四羊方尊，姜运梅和他的家人一定也和村民们一样，不会为外界所关注。让姜运梅想不到的是，在他67岁的年纪，有关四羊方尊的故事，再次出现了离奇曲折的变化。9月2日傍晚，姜运梅接受潇湘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对于“四羊方尊出土于河北广宗”的说法，惊讶之余连称“不可能”。

　　相比于姜运梅直白而简单的反应，曾两次调查四羊方尊出土经过的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更加慎重，他指出了“广宗出土”一说的两大“硬伤”；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也表示，“四羊方尊出土于河北广宗”经不起推敲。

　　2007年，阔别湖南48年的四羊方尊再次回到湖南。湖南省博物馆“国家宝藏”专题展览，展出四羊方尊、金缕玉衣、三星堆面具等重量级国宝文物。图为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四羊方尊进行验收工作。图/记者赵尚渝

　　本版撰文/记者徐海瑞 实习生赵林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