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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大学生”，政府给钱读书；书院山长实行年薪制

　　郑明星翻阅手中的书院记录告诉我们：清代岳麓书院里读书的“大学生”，不放暑假，只放寒假。寒假时间有一个月。所以书院从老师到学生只发11个月的钱。

　　那时，岳麓书院山长实施年薪制，乾隆时期，每年的“束修银”就已达360两，另外，每个月还发给7两银子，一年11个月有77两，又发米22石。在当时这当然是高薪。郑明星说，可以作一个对比，岳麓书院教官也实施年薪制，但年薪仅为36两。横向与城南书院山长相比，城南书院山长在乾隆时期，“束修银”仅为120两，只相当于岳麓书院山长的三分之一。

　　当时书院中的学生，都有膏火费，岳麓书院膏火费为每位学生每月1两，城南书院学生为每月8钱。

　　查《左宗棠年谱》，左宗棠在20岁时就读于岳麓书院内所设的湘水校经堂，成绩优秀，七次考试都得第一，当时左宗棠父亲已过世，左宗棠“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

　　当然当时的书院教育并没有学历和年限的具体概念。但是岳麓书院所招大学生是取得了秀才资格的。像曾国藩23岁那年考取秀才，第二年就进入岳麓书院就读，恰好赶上当年“大比”，他因诗文突出获得推荐，参加八月的本省乡试，首试即考中第36名举人，于是在当年十一月赶入北京，想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进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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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书院的读书声响彻户外

　　1840年，冯桂芬在《重儒官议》中记录了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读书声：“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郑明星介绍，岳麓书院处于名山异境之中，最适合书院儒者培育人才的藏修游息之学。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的学生严如煜记录了他的老师罗典在岳麓书院的教学法：“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先生随所触为指示。”

　　这种浪漫的教学法，在游玩与休憩间，于寓教于乐中体察万物，于优游中增加德性见识，于寄情于宁静的大自然中，达到陶冶气质，修养心性的闲适情怀。岳麓书院前的咏归桥、风雩亭，就取自《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典故。

　　不过，清代岳麓书院学生生活并不总是这么浪漫，这些学生必须面对严格的考试奖罚制度。考试分为官课(由地方官员主持)和馆课(又称斋课、师课，由山长主持)，附课生三次连列一等者可升为正课生。正课生连列三等者降为附课生。官课、馆课不参加者，扣除膏火银，甚至赶出书院大门。优秀者另有花红奖赏。

　　岳麓书院的风水之谜

　　任草草

　　长沙文脉为何刀砍不断火烧不毁？

　　长沙民俗专家顾庆丰说：长沙文脉在岳麓书院，岳麓书院铸造了长沙人重文重义重天下的人文精神，所以历史上的征长沙者，或胜或挫，都要渡过湘江焚毁岳麓书院，以破坏和斩断长沙的文脉，这样的烧与建至少有七次之多。

　　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长沙的文脉和长沙城的个性并没有土崩瓦解，湖湘文化直到今天仍具极强的内向凝聚力。

　　有人说，湖南岳麓书院只怕占了风水之便。

　　岳麓书院贵在对湖湘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岳麓书院书院史研究专家郑明星称，他所了解的岳麓书院的风水，反倒是岳麓书院一直以来对湖湘文化传承传统的自觉继承。

　　岳麓书院建筑群本身就是中国书院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原状陈列，堪称中国书院的“活化石”。

　　岳麓山上禹王碑从明代起，即开始与岳麓书院有莫大联系。大禹是中国儒家经典中所称颂的三代时的圣君，而三代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形态，大禹在儒家地位极高。岳麓山上的禹王碑摹刻自衡山岣嵝峰“禹王碑”，明正德年间吴世忠重修岳麓书院时确立书院中轴线从江边牌楼口到书院，再到岳麓山上禹王碑一线，这一建筑中轴线的出现，体现了岳麓书院对文化象征符号的追寻和重视程度，以及对文化传承传统的自觉继承。清代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又在中轴线上修建了自卑亭、道中庸亭和极高明亭，表达对三王时期的政治的向往和对禹王治水精神的赞扬。

　　此后，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修建屈子祠，屈原从此在长沙有了专祠。屈原行咏与大禹治水同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岳麓书院对这一源头进行了自觉的保护传承。而与书院文脉相关的宗师，书院亦设专祠隆祀。更主要的是岳麓书院的学术传承支柱主要为湖湘学和宋明理学，它们本身注重人格力量的贯注。岳麓书院的历史和光荣便一代又一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湖湘文脉的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