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得重病就是判死刑 杀了人等于又判了一次

　　王运生说的“天上”在哪儿，郑红和女儿不知道。只是，她第一次感觉到了危险。印象中，王运生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曾说过：“如果我的病治不好，那个医生也别想好！”郑红劝他说：“哪有医生不好好看病的，你别乱想。”

　　其实，女婿的固执郑红是理解的。从小家里穷，打工挣点钱不容易，可是，一场疾病让这个25岁的年轻人陷入了绝望。“治这个病花了将近5万块钱，最后说做手术还要花3万元，这个钱实在是没有了。”郑红说。

　　郑红家的经济条件要好一些。可是，十年间郑红做了两次手术，案发前3个月，丈夫又因为肾病住院治疗，几乎将这个家庭掏空。王运生原本在广州做装修工人，发现染病后，曾在衡南县防疫站取过一些免费治疗肺结核的药物。但服用后经常失眠，他怀疑药物有副作用，便于2011年7月27日到衡阳第三人民医院看门诊，当时由医生陈文明接诊，随后安排陈妤娜做他的主治医生。

　　陈妤娜给王用了二线药物。据了解，在抗结核的治疗中，人们常把首选药物叫做一线药物，把由于某种原因需要更换到治疗方案中的药物，叫做二线药物。随着病情好转，王运生出院了，回广州装修工地继续工作，咳嗽痰多的毛病再次复发，在广州市增城慢性病防疫站检查被诊断为“耐多药性肺结核”，相当于绝症，没救了。

　　2012年春节前，王运生拿着一份在广州检查的单子给陈文明，说自己病情加重了，服药有耐药性了，埋怨陈妤娜用药不当。

　　花了钱，非但没有治好病，反而病情恶化成为绝症――在许多农村人的心中，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结果，“农民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医院怎么能没看好病，反倒看重了？”据警方透露，王运生袭击陈妤娜后，曾在科主任陈文明所住的小区附近转了一晚上，准备报复他。陈文明表示：“他杀人主要是认为治疗方案有问题。”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经衡阳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家认定，该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常规。

　　“后来病重了，都是我闺女出去打工，挣钱给他看病。再后来，王运生心理压力太大，觉得自己要死，就得了厌食症，连饭也很少吃了。”郑红说，“在农村没钱看病，绝症就等于判了死刑。现在倒好，他又被判了一次死刑，能死也是个解脱”。

　　“一个麻木的系统和一群麻木的人”

　　在衡阳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们看来，患者攻击医生不是第一次。一位退休老职工告诉记者，前年也有过一场杀医案，后来杀人者投江自杀了。但此事并没有得到院方的证实。同样，王运生杀人后，在湘江边徘徊了两天，他也想过用投江的方式去结束他的生命。至今，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在当年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中，一度有4000多网友甚至认为“医生该杀”。这让曾是医生的廖崇舟试图反省：民众以为医生是强势一方，患者是弱势群体；而在医生看来，患者打骂医生，后者却不敢还手担心丢了饭碗，医生更是弱势群体。

　　医患双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廖崇舟眼中，妻子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一次抢救一位咯血病人，陈妤娜直接用手伸入病人嘴里，把血抠出来。“如果病人没抢救过来，家属就会怪医生，甚至有家属把尸体停放在办公桌。我去接她，她被吓得脸色苍白地逃出来。”廖崇舟说。

　　陈妤娜还遇到过与治疗无关的麻烦。因为病房问题，2011年9月一个晚上，一位患者拿着刀冲进办公室。

　　2012年3月，哈尔滨发生杀医案，当时廖崇舟曾给院办公室打电话，建议加强防范。可是，一个月后，妻子死在了办公室里。

　　“这么久了，没有一个卫生部门的领导来慰问过我们。他们只是关心家属会不会闹事。”廖崇舟说。

　　他问记者：“一个公安干警在工作期间，如果被人杀死了那么一定是烈士。可是，医生被人杀了就什么也不是。我的妻子，她可以成为烈士吗？”

　　“2012年以来，杀医案有7例；10年以来，发生了27例。”廖崇舟统计，“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医生活得这么窝囊。”

　　曾经，廖崇舟想呼吁制度改革更多地关注医生，但他现在不这样想了，在他看来，妻子的死没有引起任何改变。这是一个麻木的系统和一群麻木的人，“都只是在挣口饭吃，顾不上其他”。

　　现在，每天早上廖崇舟会送女儿去上学，每天下班后会陪女儿一起玩，这是他一天中的头等大事。一段录音，一个QQ，几张照片……廖崇舟打算为女儿留下来，成为母亲送给孩子的最后礼物。

　　等孩子成年了，他会原原本本告诉孩子妈妈是如何离开的。现在，孩子只知道妈妈去了天堂，她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