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各省市2011年高考分数的相继公布，人们的目光再次被吸引到了“高考状元”身上，他们的学校、成绩、被录取的大学以及学习经验等都有极高的关注度。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6月23日表示，教育部从2004年开始，一直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不要对高考考生成绩进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状元”，也真诚地希望大家不要炒作“高考状元”。早在5年前，本报于2006年6月9日就曾相约其他媒体，发出了“相约媒体 不搞"高考状元"报道”的倡议。

　　尽管种种呼吁效果并不令人乐观，但坚冰正在被打破：从2007年起，响应呼吁的省份越来越多，海南、广东、江西、江苏、重庆等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发布规定，禁止宣传炒作“高考状元”。今年，辽宁、山东更是动了真格。例如，辽宁省教育厅与全省14个市教育局签订责任状，严令全省各学校不得炒作中高考成绩和高考状元；如果出现学校过度宣传炒作现象，将给予全省通报批评，一年内取消评优资格。而山东从今年开始，高考成绩将不再向各县市发放，由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统一掌握。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今年也相继表示不再对外公布状元数……

　　以上这些都颇令人欣喜。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举措大都来自于媒体方面的“软性”呼吁和行政方面的“硬性”干预，一时效果不能说没有，但并未涉及问题的根本。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我们当然不完全认同其观点，但扪心自问：“高考状元”年年谈禁止，年年被热炒的深层次原因何在？“高考状元”炒作，究竟热了谁，痛了谁？政府、学校、媒体应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如何破解难题？本报特邀知名专家学者、基层管理者、特约评论员等就此话题深入探讨。

　　对话一：屡次禁令为何热炒不止？

　　“高考状元被热炒已成一条利益链，实际上，根本上还在于高考制度”

　　主持人：从目前来看，尽管教育部再次明确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不要对高考考生成绩进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状元”，但除部分省市外，全国大部分“高考状元”还是第一时间被公布出来，禁止炒作“高考状元”效果今年恐怕还是难以乐观，原因何在？

　　储朝晖：热炒不断的原因，在于背后的利益链依然存在并发生作用。一个学生的考试分数不只与这个学生相关，还是显示其任课教师业绩的依据，是一个班级的荣誉，是学校的荣誉，是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政绩，他们都可从中获得一定的益处。

　　这条利益链的龙头在像清华、北大这样众多人都想挤进去的著名高校，它们在其中获得了更多生源选择的空间和吸纳更多社会与行政资源的空间。与之相衔接的是各地众多的所谓重点和示范高中，他们也以此作为抬高自己身价吸纳更多方面资源的手段。与学校形成镜像的是社会的权力差距，它是设置和维系重点学校的社会基础。

　　熊丙奇：教育部门的一纸通知，就能规范成绩发布，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对此，我深表怀疑：且看如下事实：2007年9月1日，号称为我国首部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规定，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国家教育考试相关信息及考生成绩、名次等信息，重庆市教育厅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意味着禁止炒作“高考状元”。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条例实施次年，2008年6月24日，重庆晚报以《重庆2008年三名状元解读成功经验》为题“公然炒作”状元；2009年就更不用说了，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因改民族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人们在热议中似乎忘了，既然教育部门已经禁止公布考生名次信息，那么，为什么大家知道何川洋是状元呢？

　　另外，禁止公布高考成绩、名次，禁止宣传状元，我们当下的教育就有“素质”了？高考成绩、名次、状元，说白了就是高考录取制度的直接产物大学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自然，高考的最高分，就会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假如高考成绩只占一部分权重，仅是评价依据之一，就如美国高校录取一样，SAT只占25%的权重，谁还会在乎SAT的第一名呢？进行真正推进素质教育的做法，是改造产出以上产物的土壤。禁止公布高考成绩、名次，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王旭明：我本人坚决反对炒作“高考状元”，从表面上看，“高考状元”被热炒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已经形成一条利益链，实际上，根本上还在于高考制度。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看待高考，就目前而言，高考仍然是选拔人才相对公平的唯一手段，其意义不容抹杀，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其合理性。在此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高考存在许多的问题，产生了一定的负作用，然后改革其不合理性的一面。从目前来看，改革仅仅局限于内部，如考试方式等，而外部改革推进不大，如评价制度等。两者需同步进行。

　　对话二：能否理性关注“高考状元”？

　　“分数只能是一次表现的显示，而智力、自主性、兴趣才是一个人终身发展持续发生作用的因素”

　　主持人：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而且，“高考状元”能取得高分，其能力水平、榜样力量宣传一下又有何不可呢？只要适度就可以了；但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和他的课题组经过调查研究发现：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那么，如何看待“高考状元”？炒作的危害性何在呢？

　　李军斌：众所周知，成功不会垂青于死记硬背、鲜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读死书、死读书”是成不了状元的。硬给出现状元的学校扣一顶应试教育的帽子有失公允。素质教育并不排斥考试拿高分，素质教育的出路不是废除考试，而是改革考试制度、研究考试内容，科学地研究和实施考试，将考试与素质教育紧密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

　　可见，考试拿高分也是素质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是学生学业素质的重要体现，指责状元“高分低能”也有失偏颇，透着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显示出指责者素质上的“小”来。

　　“高考状元”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其积极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更何况高考备受关注，谁能成为状元理所当然成了社会的焦点，对状元的适度宣传、关注是应该的。一方面，对相应的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种肯定和激励”，也是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崇尚智慧的主流价值观的反映，更是一所学校教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的反映；另一方面，对部分学生中存在的厌学、怕苦、怕累等思想，通过宣传状元们刻苦学习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从而启迪他们重视学习、热爱学习、喜欢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激励他们攻坚克难、顽强拼搏、奋勇向前。

　　王旭明：社会要做的就是尽量淡化“高考状元”。从状元本身来说，考试是一次性的，成为状元具有偶然性，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状元后来的实践发展看，能成为各领域前50名顶尖人物的就基本没有，因此不值得炒作。那种认为可以适度关注的观点，在如今这个普遍非理性的时代只能是一厢情愿。

　　主持人：由此可以认为，对“高考状元”的过度宣扬和褒奖，其实还是人们对于学生的学习名次、荣誉等虚拟性质的东西的追捧，是为了满足社会和家长对学生考试和学习能力的认可以及虚荣心的满足，而学生的情商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学校的素质教育成果，却在“高考状元”的白热化竞争和目标努力中被忽略了。

　　储朝晖：在我看来，一方面，在每年近千万的考生中，在每个省数十万的考生中，分数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人很多，某一个人多一两分有较大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由于现有高中学校的条件差异较大，教师之间的差异也较大，这种差异如果从小学到高中连续起来计算，足以引起数十乃至数百分的差距。也就是说分数考得最高的人，往往是在条件较好的学校里跟教师跟得最紧的学生，却未必是智力、自主性、兴趣最优的学生。

　　分数只能是一次表现的显示，而智力、自主性、兴趣才是一个人终身发展持续发生作用的因素。所以，各方面都要理性看待分数，尤其是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最重要的是真正了解自己，明确自己的潜能、志向和发展方向。

　　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从根本上是强化社会等级意识，期望人人都去做“人上人”而不愿做“人中人”，扩大学生、学校、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得益的是上面提到的利益链上的少数人、少数学校，损失的是不在这条利益链上的多数人和多数学校，而且混乱了教育的基本价值准则。即便是利益链上的人也存在占小便宜吃大亏的现象，被炒的所谓状元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较小的好处，但由于失去自主性、强化了被动性、迷失了适合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他们多数在人生与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中是这一过程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