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你,童年并没有在父母身边度过。那是一个怎样的童年?
孔:我在上海出生,那时候我和外婆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就是现在的湖南路别墅。外婆身体不好,父母都在北京,我的童年和外婆还有工作人员一起度过。
当时的情况很特殊,解放以后外婆一直没到过北京,直到恢复她的政协委员地位。那时,父母也是出于保护我的心态,嘱咐我不能随便把别的小朋友带回家。所以,童年感觉挺孤单的。很希望能和院门外的小朋友一起玩,跳橡皮筋。
急欲摆脱外公巨大的“光环”
记:家人也会谈起毛泽东吗?
孔:父母北京上海两地跑,妈妈每次从北京来,都会和外婆聊很久,也会带来外公的一些东西,有信件、 礼品、 香烟给我外婆。 那时候北方蔬菜很少,她装一些新鲜的蔬菜、笋尖,让我妈妈带回去给外公。
那时候我很小,不大懂事,感觉外公挺神秘的。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我外公、我妈,感觉很奇怪。
记:什么时候来到北京?
孔:六岁的时候吧,回北京上小学。父母教我怎样接人待物,不要过多地提及自己的身份。父母也是靠工资生活,他们对我终身的教育,始终都是告诉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老师和同学也会议论:“你知道她的外公是谁吗?”上中学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摆脱那个巨大的“光环”。
为何要出国?曾追逐“美国梦”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以后,孔东梅没有去工作稳定、待遇丰厚的国企单位,而是选择了自己做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她来到美国,在那里她感觉更自在。
孔:毕业之后,也有很多人跟我说去国企吧,那里工资高,工作稳定,还有不少出国培训的机会。但是我是去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我记得那一年泰康刚刚成立,泰康门口挂的牌子,公司名称后面写着(筹),就是正在筹建。 我在泰康的几年时间,在所有的部门都做过。我也在那时候学到,市场真的很奇妙,市场是很强大的,它不会看你是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