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师节成了送礼节”，这个沉重而纠结的话题所反映的，绝非整个教师群体职业道德和声望所遭遇的质疑，而是在教育公平严重扭曲的特殊环境下，社会乱象的校园缩影。
“教师节成了送礼节”，这个沉重而纠结的话题所反映的，绝非整个教师群体职业道德和声望所遭遇的质疑，而是在教育公平严重扭曲的特殊环境下，社会乱象的校园缩影。
每年教师节一到，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话题必是———要不要给老师送礼？要送多少？家长们有的无奈、有的不安，有的义愤填膺，有的表示认同。学校方 面，有的出面澄清“今年过节不收礼”，有的倡议学生“送礼就送小贺卡”，但就是这样的呼吁，也遭来一些家长质疑：“要贺卡是假，索购物卡是真！”
这是让人无奈甚至郁闷的现状。在教师节，我们谈论的不是如何关心教师的职业幸福、心理健康，我们关注的不是教师的工作生活以及教学质量，我们关 注的是：要不要给他们送礼？！两年前，教育部网站刊登了十所知名中小学联合发出的倡议书，倡导全国教师反对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不收受学生、家长的财 物。这是教育部首次以学校联名的方式挂出不收礼的倡议书。此举遭遇所料未及的民意反弹，“教师节成了送礼节”之类的批评被频繁表达，教师群体俨然有被“污 名化”的危险。
然而，当年民众服膺于心并期许的教师群体道德水准，并不是这样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痛感校内封建官僚习气和教职员的腐败生活作 风，倡议发起“北大进德会”。进德会向师生开放，还定出三个等级：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 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一时应者云集。
这些标准放到今日，多已过时。但却足见当年知识分子对于道德的追求。抗战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管西南联大校务，他自律甚严，从不沾公家便宜。当时经济拮据，梅贻琦的妻子韩永华学会做糕点摆地摊。而闻一多业余刻图章补贴家用的故事也传为佳话。
时至今日，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滋润了，但“佳话”却少了。“校园腐败”之类的不良风气似乎“惠及”到了整个教师群体，引得人们投之于异样眼 光，导师潜规则、大学教师艳照等更让人拍案惊奇。这些个案不能证明中国教师的“道德沦陷”，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案例经过传播、扩散，必将影响教师在民众 心目中的形象。
另一方面，“给老师送礼”也是社会风气使然。“做事情、送点礼”，这几乎成了社会共识。深圳新闻网昨日的调查显示，近6成家长表示会给老师送礼，有的是为感激，有的怕不送礼老师对孩子不好，有的则纯粹是随波逐流。
面对教师节“送礼潮”，学校和教师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教师“照单全收”，有的学校呼吁过“阳光、真情”的教师节，甚至有学校严禁教师收取任 何形式的教师节礼物。即便是这样的努力，也遭来一些家长质疑，有的说学校作秀，有的说学校是通过“贺卡”暗示要“购物卡”。舆论扰攘，莫衷一是。
学校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学校中发生的一切，其实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不是校园带坏了社会，而是社会污染着校园。从这个角度说，全民 热议“教师节送礼”有其必然性。但民众对于教师群体有更高的道德期待，同样“事出有因”。陶行知就说过，“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如果老师不能成为整个社 会道德和价值观的引领者，这样的教育是令人担忧的。
这个沉重而纠结的话题所反映的，绝非整个教师群体职业道德和声望所遭遇的质疑，而是在教育公平严重扭曲的特殊环境下，社会乱象的校园缩影。在众声喧哗中，舆论除了聚焦教师“是否该收礼”，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落在亟须关注的领域，这不仅是媒体的职责，更应是政府的担当。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日前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说，要使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深圳最受尊敬、最令 人羡慕的职业。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和目标。当中涉及教师的培养、选拔机制，教师的评价制度、身份认同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引导等。
教师节，是一个表达感念和谢意的日子，更应该是一个关注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的日子。教育公平，不仅是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教师待遇尤其是对非重 点学校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公平关照更是其题中之义。如果真的有一天，教师成为最受尊敬、最令人羡慕的职业，谁还会热议要不要给老师送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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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树雄(南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