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 一级法官霍元芳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记者 李丹 摄8月23日，长沙岳麓区凤凰山庄两栋5层楼房，依山傍水，在秋雨中分外的安详与宁静。3年前，轰动一时的“27户业主告赢长沙市政府”事件就自这里引发。
像这样“民与官”、“私权与公权”的较量，几乎每天都在此案主审法官——长沙中院行政庭副庭长、一级法官霍元芳的面前上演。数据显示，2012年仅长沙中院行政庭受理的诉讼就有289起。
政府与百姓，从未如此频繁地作为“原告”和“被告”两个平等的法律主体展开博弈，而这正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问题是，法的天平上，一边是“官”，一边是“民”。 作为行政庭的法官，如何保证审判不受行政力量干扰？民告官的维权成本几何？8月23日，记者采访了长沙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霍元芳，揭秘“民告官”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记者 王智芳 潘显旋 周红泉 通讯员 王力夫
谈独立审判
“27业主告赢市政府，没人找我打过招呼”
在市民的传统观念中，民告官，会不会官官相护？法院会为了一个普通百姓得罪行政部门吗？
这一点，是长沙凤凰山庄27名业主起诉之初最为担心的。
即使在今天，业主周女士谈及获知自己胜诉的宣判时，仍用了“始料未及”来形容。
8月23日，主审此案的霍元芳首度揭秘这一轰动一时的“民告官”审理过程，当时莫说是业主怀疑，身边的朋友都说，审老百姓告政府的案子，肯定是承受了各种压力吧？ “真相是，我从受理到宣判，从没有任何人找过我。”
“收回令”未送达就开拆，反对
资料显示，长沙市岳麓山下的桃子湖畔凤凰山庄建于2000年，住户以湖大和师大教师为主。
2009年2月2日，长沙市政府发出“土地收回令”，收回岳麓山风景名胜区天马山景区范围内湖南大学等43家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包括凤凰山庄。该决定刊登在当年2月6日的长沙某报上，但并未送达业主手中，综合整治指挥部便开始了拆迁行动。
凤凰山庄有27户业主决定依法维权，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长沙市政府的“收回土地决定”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具效力。
长沙中院派出霍元芳等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这起民告官行政诉讼案。
霍元芳记得，法庭上，双方代理律师争辩十分激烈。“原告代理方中有几名湖南师大的研究生，很是书生意气，答辩非常好、非常聪明，紧紧抓住程序违法不放，也就是被告没有按程序送达土地收回令，正是这一点，成为案子胜诉的关键”。
胜诉了？原告代理感到很“意外”
最终，合议庭审理认为，长沙市政府在作出“土地收回令”前，没有单独书面告知27位业主，也没有将“土地收回令”直接送达给他们，因此“土地收回令”对周女士不具有法律效力。当年3月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判决如下：确认长沙市政府作出的长政发(2009)4号中涉及收回凤凰山庄27户居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部分无效。一审判决结束后，被告未上诉。
但第一次审理，由于案情复杂，没有立即宣判。第二次开庭，他宣读业主胜诉的判决时，原告几名研究生代理感到非常“意外”，在现场就喊了起来：“我们胜诉了？”“我当时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的老师肯定告诉你们，要你们做好败诉的准备吧？”
霍元芳分析，其实，在现在看来，政府败诉也不会再有以前“没面子，有损政府权威”的观念，而是约束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
诉讼程序有制度专防人为干预
长沙市政府在一审判决结束后，被告未上诉，尊重审判结果，制止违法行政，长沙市城乡规划局在其官方政务网上将凤凰山庄居民小区列入了“远期拆除”之列。 这一案件也成了政府“拆迁”行为中一起彰显公民依法维权、司法独立审判的典型案例。
其实，对于行政诉讼体系来说，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来防止行政干扰，首先“行政诉讼一般情况采用合议制，合议庭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在合议过程中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将报庭长或院长决定，如果还存在分歧就由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
同时，为杜绝政府与法院行政级别上的干预，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也会采用提高审级，如区、县相关部门的案例由市中院一审或者交叉审理(长沙的案子安排到株洲、湘潭或其他地方)的方式。
谈张华案
“法治进步需要理性、较真的公民”
6年来，起诉长沙市16个职能部门600余次，这是湖南“较真哥”张华向政府叫板的经历。
霍元芳与张华相识，就在6年前，在张华的第一次行政诉讼中。当年张家所在的范围开始拆迁，出于对征地项目和拆迁补偿的不满，张华不愿拆迁。但一纸要求其限期腾地的通告，还是毫无悬念地送到了张华家中。
张华将负责拆迁的长沙市国土局起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这份“限期腾地”的行政决定，一起漫长而复杂的行政诉讼由此拉开。
“对于张华，跟你们说实话，我对他从心底里是非常佩服的。他虽然打过这么多民告官的官司，但他从来不做过激的事。敢于向政府‘叫板’，但又始终在法庭上与政府进行平等的博弈。”
霍元芳向记者坦言，其实法治进程中，需要这样理性、较真的公民。正是像张华这样一次次的诉讼，推动了司法的进步。
谈诉讼成本
“一起诉讼费用仅50元
跟打的差不多”
霍元芳表示，随着相关法律制度一次次地修订和完善，受理“民告官”的法院大门，在慢慢地打开。
霍元芳解释，之前的法律条文，行政诉讼不仅规定了法院哪些情况可以受理，哪些情况不受理，条条框框甚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两个解释，只规定了哪些情况下法院不能受理行政诉讼，这样立案的范围更广。
“另外，现在迈进法院行政庭的成本也很低，几乎跟打的费用相差无几”。 霍元芳说 ，2004年之前，长沙市行政诉讼案件，是按标的收取费用，有可能产生几千至数万元的诉讼费用。即便法院的大门敞开，想“告官”的公民，也要摸摸口袋再决定。2004年，诉讼费用变为按件收费，100元/件。2005年后，诉讼费用再次减半，低至50元/件。
数据
长沙中院今年已受理
289例行政诉讼案
据长沙中院行政诉讼庭数据显示，今年，该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为289例。其中不包括单独的法院土地房屋征收综合法庭受理的诉讼。这些行政诉讼中，撤诉与和解的案子占25%，市民胜诉的占15%，6成“民告官”的诉讼最后败诉。“不是说老百姓起诉政府一定赢才是法治的进步，关键在于当公民个人和政府发生矛盾时，无论双方的社会角色多么复杂，力量多么悬殊，他们都可以化为原告和被告两个平等的法律主体，让法律裁决。”霍元芳说。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我省新增规范性文件数量呈下降趋势，每年约有500件违法规范性文件得到及时纠正。而据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仅2008年，全省行政机关败诉的行政案件就达417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