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湖南6名民工常熟“聚众斗殴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何强等6人的上诉，维持原判。此前的4月12日，常熟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分别判处何强等6人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缓刑以及免予刑事处罚。6人及其家属在9日接到中院裁定书后，均表示不服，要申诉。(6月10日《潇湘晨报》)

　　客观地说，这起最终被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聚众斗殴案”，确实存在“寻衅”的由头，又有“滋事”的结果。而6人对24人的打斗场面，也符合“聚众”的法律定义。但是，这场打斗在场合上有一道门槛，那就是常熟忠发公司二楼办公室。这无疑在客观上形成了侵犯和守护的对峙。即使发生斗殴的双方存在事前的“相互挑衅、言语刺激”，但湖南6名民工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也就是说没有主动出击，从法律意义上说，不能对其作出主动参与斗殴的“有罪推论”。同样，假如对方也能“按兵不动”，那么，这场“聚众斗殴”就不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起所谓的“聚众斗殴案”的始作俑者是谁，就不难判断了。

　　当事法院可能落入了整个事件“前因后果”的窠臼，对“寻衅滋事”先入为主，因此对湖南6名民工追究法律责任。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的判决隐含着极大的社会消极后果。因为，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引起的“相互挑衅、言语刺激”是经常发生的，但不是都会演化为暴力冲突。就像湖南6名民工，尽管和对方发生了语言冲突，但没有主动出击，不说其原因，但客观上已经不存在继续扩大事态的因素。按照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的标准，这种行为上的“被动”，至少在一种矛盾和冲突的局面下值得提倡和肯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方找上门来并实施暴力，因采取抵抗而获罪，那么，就是在变相鼓励处于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一不做二不休。这同时有悖于法律对“中止犯罪”的从宽精神。

　　一个判例是一次司法实践，也是一次对社会的法制教育。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不同于律师，只能在现实的判例中解读复杂的法律范本，用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更会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在这些生活经验中作出行为的取舍。

　　假如湖南6名民工在事前的“相互挑衅、言语刺激”的激愤情绪下，因考虑到发生聚众斗殴的法律后果而没有主动出击，那么，现在的判决会让他们很后悔。同样要担刑责，何不主动出击？这样就可能打击暴力事件中相对节制一方的“积极因素”。相反，假如湖南6名民工在这起“聚众斗殴案”中不担刑责，那么，给社会的教训就是，当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谁先把事件推向极端，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谁先出手就成了值得顾忌的选择了。如果双方都对此产生了顾忌，事端就消解了。这符合普遍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其实，在《刑法》中，许多从严或从宽的要件，都含有这种预防和制止犯罪的积极作用。

　　因此，这起“聚众斗殴案”因忽略了防卫和互殴之间的界限，其中过分注重了事件的“前因”，而认定为“聚众斗殴案”。但正是这种“前因后果”的连带，对防止和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恶化非常不利。如果一旦有了矛盾的“前因”，不管隐忍还是自卫，都脱离不了“后果”，那么，就会严重减弱社会矛盾的“自愈”能力，让矛盾双方“一不做二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