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五年前，我国承诺今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五年过去了，结果令人沮丧：我们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全民吸烟率不仅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反而增加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缔约国控烟效果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控烟履约绩效各项得分均为“倒数”(1月4日《京华时报》)。　 

　　禁烟不力，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能否尽快改变，事关百姓健康，也关系到能否树立信守承诺的国际形象。

　　控烟工作要更“给力”，迫切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谁来主导禁烟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禁烟工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谁来主导这项工作，直接决定执行力和最终效果。

　　2007年，八部委组成的履约工作部际领导小组成立，其中工信部为组长单位，成员包括国家烟草专卖局、卫生部、外交部等。但“工信部既是主导部门，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的质疑，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我们当然不能把控烟不力都归咎于此，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制度设计，的确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建立更为合理的禁烟工作领导体制，这是取得突破的前提。

　　第二，何时告别“烟草经济”？

　　烟草是一些地方的支柱产业，发展的压力让地方政府很难“痛下杀手”。然而，据有关机构测算，2010年，烟草行业的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也就是说，由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这还只是经济账——公民健康、生命，又岂是能用钱衡量的？

　　对一些地方来说，如果一下子告别“烟草经济”有难度，那么，逐年消减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太多这方面的努力。

　　第三，法律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烟草文化影响较深，期望通过公民自觉实现禁烟，不现实。于是，通过制定法律引导、规范人们行为，就显得尤为必要。遗憾的是，我国仍没有一部全国性法律。加之《广告法》、《国家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相对粗疏，一些领域尚属立法空白，公约的很多规定，难以落实。比如，《公约》第十三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当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但在我们这里，却很难通过严格执法对其进行有效制约。

　　问题还不止立法。虽然没有全国性立法，但这些年不少地方出台了禁烟条例，但效果大多聊胜于无——没法执行，再好的法律也白搭。

　　禁烟是一个系统工程，禁烟不力照出我们很多工作中的漏洞。知耻后勇，当是我们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