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至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才实施几天，各地竟迅速曝出普遍执行难的畏难情绪，相比起治理醉酒驾驶的力度来说，禁烟令一没看到什么像样的行动，二还来不及发生什么真正的冲突，何以新规一开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挂白旗自认不行，实在让人看不懂。

　　自200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生效后，这场只打雷不下雨的旧戏就一直反复重演。配套法规不尽完善，执法主体不尽明确，公共场所不好划定，人情障碍难以逾越，拍照取证实在困难……诸多理由在“执行决心不够”之下，都更像是一种集体推托，毫不符合正常执法思路。

　　有人拿中国历史悠久的烟酒文化作借口，但同样是酒，也曾如现在禁烟般百般无力，而当酒驾伤人事件频发激起民怨沸腾最终刺激有关部门真正拿出执法决心后，效果立判。甚至，醉驾禁令正在修正中国人过去以为不可能动摇的思维定势。

　　可以预想，禁烟令会天然地遭遇两种阻力：第一重就是吸烟者自己。我害自己关你啥事。这种强词夺理是因为吸烟者没搞清楚，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为保护二手烟伤人。这和禁止醉驾同理，法律无力阻止某些人想寻死，但却有权阻止某些人伤及他人，这也是宪法给公民权利划出的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人民日报昨日在评论中还直接戳穿了禁烟令的第二重阻力：“(禁烟令的所谓文化政治经济)三重阻力，都与各地行政管理执法方面的默许或者宽容息息相关。这也道出了问题之关键。有种担心，禁烟会影响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但若站在全局看问题，烟草这个“钱袋子”早已入不敷出，纯属亏本买卖。年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部门发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烟草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这意味着，由吸烟导致的包括医疗成本、劳动力损失等社会成本已经远远高于烟草行业的总成本、缴税总额、就业贡献等价值总额，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净效益还会增大。

　　公共场所禁烟，至少能拯救7.38亿二手烟吸入者少受伤害，这是人民之福，国家之福、民族之福，难道还不值得我们为之奋力一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