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教授委员会

　　然而，放权之后，如何应对各类改革中经常出现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避免学院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这也是张尧学所担心的：“权下放后，如果学院没有建立相应的权力使用和监督机制，可能会造成谁有权就把资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出现比学校管理时更加糟糕的现象。这样的改革肯定就是失败了。”

　　他说自己也听到一些反映，建议学校不要把太多的权力下放到学院，“他们认为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后可能会更糟糕，因为缺少相应的管理和约束机制。”

　　中南大学的应对策略是借重教授委员会。张尧学说，以后学院在决定人事、学术、资源分配等事情时，不能只靠院务会或者党政联席会来决定，而是要先通过相应的教授委员会，例如人事委员会、分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等进行讨论，有了相应的意见后再做决定。

　　为了防止教授委员会的利益小集团化、圈子化，学校重构了教授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为委员会委员两年一届，届满后改选三分之一，委员连任不能超过两届。

　　张尧学说，这是为了保证院里的每个教授都有机会成为委员会的成员并参与决策，“这样的好处在哪儿呢？第一是委员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所忌讳，因为你这届搞得太过分了，当你在下一届不当委员时，别的委员可能也会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制约。还有一点，就是新任委员在开头的几年不大可能犯大错误。”

　　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已于今年9月选举成立，左高山说，组成人员有9人，是由全院教授和副教授投票选出来的，“我作为院长票数最高，但我主动退出了教授委员会，这是为了保证他们工作的独立性”。

　　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都对赋权和重新构架教授委员会表示赞许。

　　欧阳友权说，这一改革的初衷很好，也是为了教授治校。他说，学院办学时，有时候会遭遇外界干扰，比如录取研究生时，就经常会接到有关方面打的招呼。以前他作为院长，一个人顶不住，以后这些事就都交由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学院的抗压性可能会增加。“不过，最后能执行成什么样子还有待观察”。

　　左高山也说，教授不能只关注自己的事务，也要花时间放在公共事务上，“既然成立了教授委员会，明确是为了落实教授治校，教授自身应当珍惜，这不是说去当行政领导，而是要站在全院的立场上对人才培养、科研方向、学院发展等重大事项把关，发挥监督职能。如果让这个改革变了形，那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