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孕育出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这四位革命家所从事的早期革命活动,都联系着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葛健豪。

  葛健豪(1865—1943),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荷叶乡桂林堂人。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中华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母亲。她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工作,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伟大的母亲,从小用革命新思想教育子女

  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乡的上层家族。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健豪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当时,距荷叶乡30多公里的永丰镇,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健豪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健豪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镇,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结婚。结婚后,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而是十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她有六个子女。她对子女除了慈爱有加外,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关心贫苦大众,要乐于助人。有一次,蔡和森带着妹妹蔡畅下田去种豆子,这时,邻居曾老爹也在上边田里种豆,只见他弓着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兄妹俩便走过去帮着曾老爹种豆,并且还拿自家的豆种给曾老爹种,帮他种完了才去种自家的田。到了晚上,父亲发现豆种少了许多,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好如实说出了真相。蔡蓉峰气得火冒三丈,一边骂,一边就要打人。这时,葛健豪立即站出来护着孩子,说:“他们兄妹做得对,帮助人家是好事,怎么能打呢?”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小兄妹经常去帮助人家插秧、割稻子,还帮小伙伴割草、放牛。这样,小兄妹从小就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感情。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说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称赞她创办女学是为了唤醒妇女的觉悟。蔡和森和蔡畅从小就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革命”这个使人鼓舞激昂的新鲜词儿,他们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革命的嫩芽。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凭吊烈士的英灵。从这以后,她更是不断鼓励蔡和森与蔡畅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卖陪嫁筹费,赴省城寻求济世良策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封建习俗等都没有太大的冲击,葛健豪所在的永丰镇仍是一潭死水,广大的人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秋瑾那里受到了革命启发的葛健豪,认定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她一方面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求学,另一方面觉得为了济世救民,自己也应该有知识有学问才行。

  于是便出现了葛健豪三代人同进学堂的新鲜事。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蔡庆熙的女儿刘昂,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是一位裹足的妇女,年纪这么大了(实龄48岁),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说:“叫什么名字呀?”葛健豪答:“我原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被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与儿子蔡和森(在另一学校)同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入学后,葛健豪和儿女们一样勤奋好学。年底,他们学费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丰镇。

  1914年,葛健豪的丈夫为得一个财主500银元,要把年仅10来岁的小女蔡畅卖给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极力反对,蔡和森在长沙知道这件事后也极力反对,三个人一致认为只有用“逃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砸断这根封建“包办婚姻”的锁链,于是由蔡和森把妹妹蔡畅从永丰镇接到长沙读书。1916年,在蔡和森的支持下,葛健豪又带着蔡庆熙及外孙女刘昂从永丰镇到长沙读书。葛健豪入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文化,蔡庆熙入长沙自治女校学缝纫和刺绣,刘昂入周南女校幼稚园。于是,蔡家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曾一时在省城传为佳话。

  葛健豪到省城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探求真理。尤其是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结识后,葛健豪很快就成了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新民学会成立后,“蔡伯母”常常去当“旁听生”,倾听他们的议论,领悟其中的道理,从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惊人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年近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湖湘奇女性,办女校播撒革命种子

  葛健豪在湘乡县城读书回到永丰镇后,打算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她认为这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蔡和森利用假期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得到了县府的同意。当时葛健豪曾就读的女子职业学校称为“一女校”,在永丰镇办的这所便称“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湘乡二女校设在永丰镇观音阁(今双峰一中的校址)。在头一个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50余人。到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职业3个班,学生达100多人。到女二校就读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女生,有的家庭还相当困难。对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葛健豪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这里的确是比较自由的。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家大事,谈妇女解放。她还倡导学生唱歌、跳舞,积极组织跳高、跳远、竞跑等许多体育活动。她自己兼任教导主任,蔡庆熙任缝纫教员,蔡畅任音体教员。当时,在女校学生中,“放足”、留短发,提倡妇女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时蔚然成风。这些“越轨”的思潮及办学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便唆使官方“严加整饬”。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了。

  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6月9日,她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订工作。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担负党组织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裹足不裹心,涉重洋赴法留学四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当时有些人的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利用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是亲戚和同乡的关系,通过他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不久,蔡和森动员自己的母亲也去。这一年的12月25日,葛健豪遂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位学生,从上海启程赴法国留学。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法国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于1920年1月30日安抵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公学。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在这里,她这个裹过足的中国妇女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一个个单词学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她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又一次参与其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回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回国。

  英烈的母亲,归桑梓晚年心系伟业

  葛健豪归国后,先在长沙安家,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至1928年她的二儿子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镇。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葛健豪居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她在永丰镇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镇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和女儿蔡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如今,石板冲故居的大门前的地坪里,还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杨梅树,这就是葛健豪当年搬到这里居住时亲手栽种的。

  1943年3月16日(农历2月21日),葛健豪在永丰石板冲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的遗言,使我们仿佛看到了那颗为革命怦怦跳动了一生的伟大母亲的心!心脏可以停止跳动,但她那博大的胸襟,坚毅的精神以及爱国的革命情怀,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