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言，于建嵘挺感慨。

　　车到半途，“教授啊，有些当官的，是不会讲法律的，你何必总来给他们讲课？”

　　于建嵘沉默。

　　下车时，“看你这样跑来跑去做无用功，心疼啊，明年不要再给他们讲了！”

　　于建嵘无言以对。司机走了，他呆立路边，良久。

　　从未有过的，于建嵘感到了一丝忧郁与彷徨。“我给官员讲那么多，不断不断地讲，真的没有用吗？我讲我的，他们还做他们的，确实啊，师不师，生不生，真没什么意思……”

　　于建嵘百味杂陈。他随后就此发了条微博，陆游的名句改了一下，附在其中——“位卑不敢为国忧”。

　　粉丝们迅速跟帖解读，五花八门——

　　周枫波：“于老师不要悲观，你所做的都是有意义的推动。公道自在人心，不在位高者。”

　　奇谈怪论：“能做到干部的难道还不知道法律吗？请专家讲课是作秀。”

　　问津：“只听一种声音的人，会逐渐失去判断力。为保持独立的判断，必须要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于老师的责任即在于此。”

　　也有人奚落讽刺，“有骨气你就别去给党政干部讲课啊！”

　　对于任何声音，于建嵘都已经习惯，即便被质疑是“高级五毛”和“讲课费不菲，焉能不去？”他也一笑置之，从来不予回应。

　　虽然在公共领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但在于建嵘看来，自己其实和所有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身属“位卑”，并无任何实权，也不指望能以自己的学术和影响力换来什么特权。

　　今年5月，82岁高龄的母亲专程回湖南衡阳巿祁东县老家补办身份证，被当地警方收了10元钱的“电话通知费”，还说要等一个月，才能办好。于建嵘气得浑身发抖，发微博骂当地警方，“你们还要脸不？！我母亲有严重的脑溢血，如果你们将她气得病发，我一定跟你们没完！”

　　冲冠一怒为老母，引来“耍特权”的质疑。于建嵘更加怒不可遏，“我在湖南有无数朋友，不乏达官贵人，我要特权的话，还需要老母亲自己跑一次老家？”“母亲被公安乱收费，如果我都不敢站出来维权，我还配为人子吗？！”

　　“北京第二信访办”

　　此事自然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发微博—批评—营造舆论施压，这是中国当前许多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件的惯常思路，也几乎是唯一的思路。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并无任何特权的于建嵘也不例外，他确实曾经为少数老百姓解决过一些问题，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他只能感叹自己的苍白。

　　6月5日，“中国北京东书房”发微博透露，于建嵘生病了，在此养病，许多曾经听过他课的官员纷纷前往探望。到当晚，这条微博便有近2000人次转发、评论，几乎都是在关心他的病情。

　　那几天，《孩子》艺术展正在北京宋庄热闹地举办着，作为总策划的于建嵘，不忘忍着头疼，“忽悠”一些大领导前去参观。

　　所谓“北京东书房”，实为于建嵘之个人工作室。其曾撰文称，“东书房以究民瘼，弘扬民智，维护民权为宗。当不以权贵垂青为荣，不以利禄功名为求，不以黄门圣训为尊，不以江湖门派为限。”

　　这里，常有名人雅士达官显贵造访。不过，来得更多的，恐怕还是经常跑北京的老上访户。他们都是基本上连城郊最便宜的10元一晚通铺都住不起的人，只要这儿还有闲房空床，就免费住，每人每天还有5元的伙食补助。

　　在这些人口中，甚至，许多媒体记者和公务人员，也都戏称这里是“北京第二信访办”。

　　混迹于此的于建嵘，几乎总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和大家打成一片。他经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维权和上访的法律规定，也经常教他们一些“歪招”，比如在被民警或联防查身份证时，一律说“没带，跟我回去拿”。据说，因查问者嫌麻烦，往往都能糊弄过去。

　　他给每个上访户拍照、录像，还选择其中一些给他们画油画肖像，以各种形式记录他们上访的生活状态。他把影像资料都编辑起来，制作成纪录片《上访者说》，经常和大家一起看，每次，都会有人哭得稀里哗啦。

　　对于他们中的男性，他习惯以“兄弟”相称，交流时喜欢去拍对方的肩膀，动辄“咱们老百姓”怎样，“咱农民”又怎样。而与此相反的是，不管面对何种级别的公务人员，他都自觉不自觉地跟对方对立起来，开口便是“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

　　这，似乎便是于建嵘关注和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方法论之一。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等著作。据称，许多官员都将这些书奉为“从政必读文本”。

　　在媒体对于建嵘的大量报道中，标题也总喜欢强调“底层”，《我为底层说话》、《我会坚持底层立场》，等等。但对于被赋予的“底层代言人”的头衔，他总是拒绝。他一再对本报记者强调，“各人有各人的立场，任何阶层都不需要代言人。我只是在表达我的观点，不迎合民众，也不迎合权力，独立思考，说出心里的真话，说出我看到的真相，仅此而已。”

　　真相，往往令人震惊。而于建嵘，似乎往往都掌握着比常人更多的真相。

　　这几天，他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一个大型的出版项目，他是总策划，也是主编。年初，他发起了一个“中国百村调查”公益活动，按照他的计划，将陆续选择一些省份，每个省再选100个村，由年轻的志愿者们各自去做观察和调查，并一一形成文字。从这些文字中，便可发现中国广袤农村所存在的许多问题。

　　“第一部书已经编辑完毕，27万字，叫《迷失的乡村：湖南百村调查》。这将是本让许多人震惊的调查报告。”于建嵘透露。(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