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前奏

　　3月底至今，我国各地相继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H7N9，以其高致死率和未知性引发公众的恐慌。

　　疫情也在我省出现。截至5月2日，湖南已经出现了3例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收治1例为江西宜春市病例，已死亡，另2例病危。

　　全力以赴应对凶猛而未知的病毒，一场“生死之战”在全国打响。

　　5月2日，记者与刘富强面对面，听他讲述防控H7N9禽流感的“生死之战”。他认真地说：“这种时候，公众特别需要权威发声，消除不必要的恐慌。”

　　【国家防控】

　　赴京参与起草防控方案

　　3月31日，国家卫计委通报，上海和安徽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这一通报，拉开了全国防控H7N9禽流感的序幕。

　　在此之前的3月29日晚10点半，正在家中休息的刘富强接到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立冬电话，“富强，你准备一下，明天去一趟北京，流感防控有新的形势出现。”

　　“凭借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这一次的事情不简单，但具体是什么事，当时并不清楚。”刘富强回忆。

　　3月30日早晨，刘富强乘飞机飞往北京。

　　一下飞机，从中国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的口中，刘富强意识到，这一次的疫情不一般。

　　刘富强随后被邀请制定首部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方案，成为最早的起草者之一。“随后的防控方案、技术指导，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参与之中制定。一开始，流行病学鉴定非常困难，我们每天对疫情进行风险评估，内部掌握了十几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资料，但能够确诊的只有3例。”

　　【转战湖南】

　　本应关闭的市场仍有活禽

　　4月7日，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对流感标本进行检测时，发现一例H7N9禽流感病毒阳性样本。接到省疾控中心电话后，刘富强心头一惊，立即赶回长沙。

　　患儿来自上海，在长沙短暂停留，最终被定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我回来的时候，患儿早已经康复。这个病例透露出一个信号，H7N9禽流感并非全部都是重症，也有轻症，有隐性感染者，且可以治愈。”

　　4月30日，“五一”放假第二天，湖南发布首例H7N9禽流感病例的第三天。

　　中午12点半，刘富强接到中心电话：“邵阳市半个小时前又检测出一例疑似H7N9病例，赶紧前去落实。”

　　下午1点半，刘富强带领团队出发前往邵阳武冈，下午5时许抵达，立即开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一到武冈，我和工作人员马上赶到现场采集环境标本，确定密切接触者，由于患者病情危重，不能亲口说话，流行病学调查开展起来非常麻烦，直到次日凌晨2：30才完成报告。”调查中确定了50名密切接触者，刘富强同时注意到，原本早应关闭的活禽交易市场中，仍然有活禽存在，也存在交易行为。

　　【现实困境】

　　疫情呈散发状态

　　“疫情仍呈散发状态，近期还可能出现感染病例。”刘富强告诉记者，截至采访当天，疾控部门已经排查了100余例疑似病例，近期排查的病例呈上升趋势。

　　“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设备和人员的不足也开始凸显。”刘富强说，随着本土疫情的出现，检测试剂的消耗日渐巨大，检测设备日夜不停的运转，也造成了极大损耗。

　　“光是检测试剂一项，全省15个流感网络实验室，每个实验室每周至少要检测15份常规流感标本，全套下来每份标本的检测费用是2000元，一个月就是180万元，很快会导致疾控部门无力承担。”

　　与此同时，基层疾控人员的数量和专业能力都相当有限。“真正专业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很少，有的甚至连简单的疫情报告都不会。”

　　刘富强说，作为疾控部门，能够做的，无非是通过自配试剂，推进实验室检测策略的优化以降低费用，同时加强对基层疾控人员的培训。“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政府加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