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即将到来的情人节，在当今的长沙年轻人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儿了。但在80几年前的长沙人眼里，自由恋爱，是一种很新奇的行为。

　　若穿越到民国初，男女密会能引起人们的恐慌，遇集会，男女也要分坐两旁，同坐在一起，会招致激烈的批评。再往后，到上世纪30年代，人们伫立在天心阁，可以看到，国耻纪念亭下，铁丝的围篱，保护着几十株碧绿的大树，这个清幽的地方，你若不小心用手电照射，常会惊碎不少情侣的密会。

　　此时的长沙，已经不是谈爱色变的长沙了。从“男女授受不亲”到公开约会，长沙城的恋爱已进入全盛时期，婚姻新、旧杂陈，自由恋爱在长沙青年人中悄然流行。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甚至笑说，“那时长沙开放得很啊！”

　　而今已是全城热恋的长沙，是否能听到80多年前爱侣们的喁喁情话？是否能感受到那时恋爱枷锁初释后的自由？

　　文/本报记者赵颖慧 实习生吴清波 井景文

　　“一对对情侣并肩揽腕情话喁喁，蜜蜜绵绵”

　　“那时男子常在天心阁独个儿徘徊张望，身上穿上西装革履，头发刷上司丹康(一种发油)，光平如镜。喷上香水，甚至蝴蝶嗅着香气也不能停留片刻。”(1937年5月至7月，长沙《力报》)

　　这是夏天长沙天心阁的一幕，男子似乎正在等待一场约会。他看到的女子，“烫起波浪型卷发，穿着薄薄的绸衫，袖子短短的，露出雪藕似的双臂，脚踩一双高跟鞋，走起路来，扭扭地，她全身的轮廓随着步伐波荡起来，一阵风吹起薄衫，露出皙白的粉腿，香粉气随风送来。”

　　《力报》会心地描述着这些女子的神态，她们“总是笑迷迷地对着她理想中所看到的男人们，眼珠儿斜溜着作会心的微笑”。一场场约会和一场场艳遇，似乎就要诞生。

　　那些男男女女如此时髦，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显得十分自然。彼时长沙城摩登时尚，花圃、咖啡馆、戏院、电影院、甚至高尔夫球场，一应俱全。1904年以来，苏州的绣品、上海的首饰盒、扬州的胭脂、北京的绒花流到长沙，琳琅满目。

　　面对男女时髦的恋爱，当时一些舆论感到很不自在，撰写《从福王墓到天符宫》的那位记者就说，这个在天心阁约会的地方，这个“爱侣双双谈情”的地方，这个“爱海沉溺的人们，乐得心花怒放”的地方，他“感觉这是一个万恶的场合”，有时候几乎变成“人肉交易所”——他将色情与爱情放在一起，敏感地表达对恋爱的“看法”。

　　但这只是一孔之见。长沙的年轻人照旧谈爱。那时的湘江边，“一对对情侣，并肩揽腕，迈着碎细的脚步，出现于灰石便道之上，情话喁喁，蜜蜜绵绵，有时停下脚步，斜倚栏杆，凭眺江心，有皓月当空，照澈水面的时候，景色异常动人，逢到人稀路静，拥抱，接吻，紧张的镜头演出”(1937年长沙《力报》)。叫人艳羡。

　　“这一星期中，朝思暮想，总是为你，你想我吗”

　　幸福来得并不简单。长沙《力报》那几篇文章里描述的年轻男女，他们谈爱的“小动作”，在民国初年的长沙年轻人眼里，几乎不可想象。

　　如果要谈爱，那连坐在一起都是不可以的。当时，在公共场所如茶馆、戏园、电影院以及几乎讲演等处均是男女分坐。至1917年前后，这种旧习俗开始被突破。五四运动后一次演讲集会，男坐一旁，女坐一旁，一位名叫新城的人，知道后登报批评说，“有一件恶习”要极力打破，就是男女分坐。“湖南的健学会在湖南可说是极有新思想的机关。但遇讲演、集会总是男坐一边，女坐一边，教育界的人要快快将这恶习除去！”(1919年11月23日湖南《大公报》)

　　教育界果真走在了前面，学生成为冲破旧习俗的重要力量。1919年11月，长沙女青年赵五贞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自杀，《大公报》发表20多篇文章，赵五贞自杀后，南门外一常姓女青年反抗母亲包办婚姻，自愿与左姓男子结合，跑入左家成婚，其母反对，后经警署判决，婚姻成立。经此两事，风气大开。1921年，长沙女界联合会又明确提出“须取得‘婚姻自主权’，破除专制陋习”，“男子须实行一夫一妻制”。

　　以至于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男女交往变得频繁，上世纪20年代初，《社会学杂志》针对315名未订婚的青年男女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表明，有86%的年轻人愿意自订婚姻。自由恋爱开始常见，学生们之间开始大胆地写起了情书。

　　1925年8月，有人在长沙一厕所中捡一纸包，其中有两函，一已拆去封套，一则封贴完固，打开一看，是一封情书。

　　其中一封写道：“某某我哥，不见你又一星期，这一星期中，朝思暮想，总是为你，不知道你也想我吗……”从信中可以看出，写信者是一名女子，还是一名学生，她说自己“不过是在学校混日子”，因看中了男子才貌双全，性情温和，好像《花月痕》中的荷生，因此倾心相许。

　　另一封信写道，“某某辱爱妹妆鉴，接诵手书，受不忍释，吾妹真情愿意，感浃心脾……”一眼可看出，这是一封回信，男子同样是学生，他说“鄙人身在学校，行动难于自由”，欲约女子于周六下午五时，来赐斛园一见，作竟夕长谈。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正式实行，其中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己订定(第972条)。至此国家在法律上宣告，包办婚姻寿终正寝。

　　“男人打一次高尔夫可以博身边的女人发笑一次”

　　自由恋爱被公然允许，长沙的满哥与妹坨自然可以大方地在街上秀恩爱。

　　他们可以尽情地在中山路上逛街，那时的中山路自小吴门外起，到福星门止，“夜里，百货店，洋货商，都把玻璃橱中，装满了夏季男女应用的货品，像浴衣，各色的毛扇，精绘图案的花伞，胡淑孔的乳罩……摆设得新奇生动，富丽堂皇，令人目眩。”长沙《力报》记者王象尧不由得感到心醉，这种繁华，“使你身不由自主想走到里面(商店里)，选她几种，拿回家去，献给爱人。”当年长沙的情侣们，也许最惬意最浪漫的事，就是坐在木炭汽车上，将繁华的中山路一览无余。

　　他们可以去当时的长沙民众俱乐部。这个地址在又一村的俱乐部，当时是北洋政府时期湖南督军政府的旧址，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改建为民众俱乐部。当时的著名记者严怪愚说，“华灯初上，男人挟了女人，女人吊了男人，一对对，一簇簇，络绎不绝地跑到这里来舒舒空气，喝喝茶，打打高尔夫，射射箭，吃吃川菜。”他说，在高尔夫球场，男人用四角钱买一个票，玩一次球，可以博身边的女人发笑一次。

　　他们也可以去水陆洲(即橘子洲)头调笑，长沙《力报》的记者发现了这个谈爱的去处，他看到在每天傍晚，青年男女在这里练习游泳，还有异国黄发蓝眼的朋友，也在水中学美人鱼。“初学游泳的男女，不是怕羞，就是怕水，时常听‘哎哟！……何得了！呀！……我会跌下去’的娇笑或喊声。”

　　但对于更多的单身男女而言，他们更热爱去咖啡馆。在中山路上，有一家咖啡馆叫易宏发，是长沙三家资格最老的咖啡座之一，老板的儿媳妇便是店里的女招待。《长沙咖啡店的几个镜头》说，那时咖啡店的女侍者，穿着适乎身段的服装，服装上系了看护服式的白裙，云鬓纷披着，年龄都不到二十，两颊上都涂了红，涂了黄，媚荡荡地，你板着脸，她也是笑。“许多人，不一定喝咖啡，而是吃女侍者。”

　　严怪愚还真喜欢上了一个女侍者，她的名字叫“叶红”，“我喜欢她，没理由，也没邪念。从前不进咖啡馆，近来有了叶红，间不上两天，我总得去坐坐。一句话，是专为欣赏我的叶红而去。我将尊我的叶红为‘长沙的灵魂’”。

　　欢乐的日子也有尽头，当长沙人在繁华的长沙城，喝咖啡，登天心阁，打高尔夫，沉浸在恋爱中时，战火步步逼近。1938年11月份的一场大火，把长沙城内恋人们所能够寄情的风物，烧得面目全非。抗战胜利后，那些归来的恋人们，或许再也找不到他们定情的见证了。

　　[小贴士]

　　男子求婚，女子以汤圆答复，全部有馅儿表示完全同意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民国长沙的男男女女们，自由恋爱久了，也会想到结婚，与追求恋爱相比，对于婚姻，他们遵从了风俗。那时的长沙情侣，会选择在元宵节议婚。

　　男方最难以启齿的是征询女方是否同意嫁给他；而女方如果不同意，也不好意思直接答复，便以汤圆作答。此时，求婚男子吃汤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不管汤圆有多烫，总要一口气吃完，因为汤圆里有没有馅，有多少馅儿，关系着女孩是否愿意嫁给他。

　　如果碗中的5个汤圆全有豆沙或麻糖作馅，那就是说女方完全同意；如果5个汤圆中只有3个是有糖馅的，则表示女方尚在考虑之中；如果男方吃到的汤圆全是实心，一点馅也没有，那就是说女方不同意(《长沙传统风俗大观》)。

　　记者赵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