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烽，玩心重的职业音乐人，长沙人，却四海为家。9月27日，太平街口新胜村68号的“鼓舍”，每每谈及在地球不同维度间那些因音乐而生的故事，他多舞之蹈之。谈话间小憩，他说自己其实是个安静的人。
洛杉矶，爵士无处不在，就算是在加州大学校内，穿着拖鞋带着野餐篮。
“我在太平洋打鼓，我在戈壁滩打鼓，我在大西洋边打鼓， 我在最漂亮的海滩打鼓。”
2012年10月16日－22日，国际长沙爵士音乐周。长沙音乐盛宴。
多元的、包容的、自由的音乐，在湖南大剧院4楼要一一奏响。发起人文烽，从长沙出发，“流浪”各国，再回故土，已不仅仅是一名优秀鼓手。
9月27日，湖湘地理听文烽讲音乐旅行。
最好的礼物
2012年9月27日。长沙太平街鼓舍。文烽的窝。
疲惫。需要大量的香烟。短发桀骜地乱着，“是不是很糟糕”，他问摄影师。微胖界的他，其实就是一副“普通青年”的样子，最近经常做歌手周云蓬的御用鼓手，观众惊呼，老周，你怎么请罗永浩打鼓？
坐在一堆鼓中聊天。东巴鼓、萨满鼓，印尼手鼓，摩洛哥鼓……更多的鼓在云南束河，“一屋子”。很多人以为我是玩手鼓的，其实我是打架子鼓的，他笑。他代言品牌赠送的，19000美元的架子鼓，在这自然看不到。
他管以前叫流浪。还很酸地在日记里写，年复一年的流浪是生命对我的赋予，磨练是我的存款。忙于国际长沙爵士音乐周的层出不穷的事，于明日赴上海、后天赴美国演出的间隙，慢聊一朵戈壁滩的火烧云，或者挪威那股从云里流下的清泉，有点抽离。行李总是还没整理又要出发，每次背着一套棒槌，带着大袋子镲片满世界转悠，每次为这些赘物付超重的钱。镲片上有土耳其工匠的签名，也有前女友写的Darling。敲一下，聆听，“很温暖”，有如农夫注视稻穗。
36岁的农夫说自己开始做减法。讨厌一切残暴的东西，喜欢一切有情怀的事物。只要是没关怀感，他都称之残暴。其实，感觉得到有好几个他在那个身体里左冲右突。又平静又愤怒，又单纯又复杂，又谦和又自负。他说，上个月才知道自己情商很低，却又经常可以遇见绝色美女。
而我，并不是那么关心作为鼓手的他，奔波流离的他，被母亲一天8个电话催着结婚的他，只想为去年长沙爵士音乐节，感动在Eddie Gomez的低音大提琴里的一刻，致谢。他让我们，这么近。带给一个城市美好自由的音乐，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么。
我15岁时就听他的录音带，梦想有一天请他吃长沙米粉，去年终于实现了。”9月27日，文烽指着鼓舍墙上黑人鼓手Billy Drummond(“现代爵士鼓手引领者”)的照片，“去周记粉店吃粉，说，啊，好脏”。文烽大笑。那是去年秋天，Billy参加第二届长沙爵士音乐节。
长沙 “1990年代，走在街上就可以闻到过去时代的味道 ”
文烽自称“湘南鼓童”，喜欢湘南那种烟，很酷啊。事实上他是湘东长沙人(祖辈算是从西北来的)，“地理太具体了，不好”，他“狡辩”。
最近几年，每个生日都回长沙过。9月，秋天，刚过去的36岁生日，喝酒的人满了新胜街那巷子。
对长沙的感情很复杂：“悲伤省”。爱它，又不得不离开它远走他乡。回来，又已变得不接纳。他说，是被剪断的情感。
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么就是一碗米粉。“前年，凌晨三点，冷得很透彻，什么衣服都挡不住，很爱这种冷，这时一碗米粉下肚，漫天雪花落下来，很美。”
不混圈子，“长沙没有音乐圈”。只是很怀念1990年代长沙“纯真音乐年代”，因为塔克堡。20岁左右就在里头打鼓，跟潘旭等人一批，“他们都成了老马，我才36”。米克、春晓在电波里介绍蓝调。在大学里，到处是吉他协会与诗歌协会，很适合自己的时代。
那时候，洗脚城和卡拉OK、SPA都不多，可挑选的东西不多。“都安静地听音乐，用手托腮，静静地听”。他托腮作“卖萌”状。总之，“有时候走在街上就可以闻到时代的味道”。记得中山路上卖槟榔的都抽中华烟，街上聚集很多夜总会。
面目全非。出现断层。只是又欢喜地看到Freedom House、498、蜉蝣等，形成长沙新的音乐地理格局。“以前没得挑选，现在个性的、文艺情怀的，表现城市格调的分散在很多角落，信息更开放，更在乎独立性”。这是最大的变化。他觉得这些，包括橘洲音乐节等，都值得被历史记住。
对于长沙最大的愤怒，却也还是米粉。很少人拿良心煮一碗心爱的米粉，担忧饮食安全，却又无能为力。“长沙人自己不爱自己人，这也是残暴。”
深圳 “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的人都太残暴，该道歉”
对深圳又爱又恨。深圳充满人情味啊，就是又贵又大。你怎么能骂一个5岁孩子是文化沙漠呢，太残暴了，很多人应该对这个城市道歉，这是一个有1000万年轻人的城市啊，现在什么都有了。
他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2000年和橡皮人乐队一起去深圳，2003年离开，2008年再回，他把离开的日子都算作在深圳，“因为我爱深圳啊”。很强烈的语气。不过最后发现，只要“不残暴”的城市他都爱。比如毗邻的香港。台湾也好爱，“好饱满的情怀感，很温暖，理想中的同类很多。”
那时候长发飘飘，还是有腹肌的身材。原本只是收拾了两套衣服，几个镲片，去深圳试场，买点乐器，目的地是北京。绿皮火车就这样把他带到深圳，留下。
去一个店里买摇铃，可身上只有400块，讲价未果，一个五大三粗的人走进来，根据地酒吧的杨坚，最后200块卖给他，并让他们去上步南路的酒吧试唱。
那一晚的释放很彻底，他们自此留下，“成为深圳第一批跑场的乐队”。
很苦，没有空调，五个人睡一个地板。最初住朋友位于同乐村的房子里，“真是海边头啊”，无数的打工者排队进工厂，“跟我有一样的迷茫与无望的眼神”。天天吃福寿鱼，便宜，五块十块一条，现在一听就怕。
多的时候一天跑四个场子。很勤奋，“每天早上8点起来练习，晚上夜宵都不吃的”。
很多音乐人演出完会去到酒吧，比如崔健，一大串名人。香港的粉丝也有。此后他甚是敬佩的东南亚鼓王Donald Ashley第一次来酒吧，喝醉的他还很反感，“世上哪有什么鼓王”。“他是李小龙的徒弟，把截拳道的soul(灵魂)的东西运用到音乐里，那种东西无人能超越”，他以很肯定的语气。
此后去隔壁的香港，前后住了两三年。彩虹村，香港贫民窟，寄居在一个阿姨家。蜗居，但井井有条。
全世界没有比香港更好吃的地方，可以吃到全世界正宗的美食。喜欢吃鱼蛋粉、云团面，车仔面、咖喱，喜欢港式茶餐厅，“一定要里面有人骂粗口，满满的人，发牢骚，这是最可爱的地方”。
他热爱香港酒吧不同的氛围，“与我们的体系不一样”。也热爱去香港高校演出，每次有一个问答时间，很多人提问，最初感觉生疏，如今文烽开始在长沙倡导，“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