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见华 摄影/朱辉峰

　　资料图均由涟源一中提供

　　与西迁的大学相比，抗战期间在蓝田小镇创办的一所高等师范，吸引外省名师“倍尝艰辛”而来，可能更加不易。读书本为空白的小镇，在学校停驻的那几年，居然能在书店买到朱光潜和林语堂的书，甚至哥伦比亚大学也要与它交换图书资料。此后岁月，三次流徙，也有很多“不得不”。湖湘地理特别推出：抗战流亡学校第二期，湖南蓝田，当时全国仅此一所的国立师范学院。

　　2012年7月12日，涟源一中，原“国立师范学院”在涟源的校址。

　　七十年前，它除了使这个边远小镇“从文化沙漠变成文化明珠”外，甚至成了当地人坚守或是流亡的“风向标”，在日军逼近时，“国师”不动，小镇就不动。

　　涟源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提及“国立师范”时，能立刻把我们指向涟源一中，这算是“国师”留给当年那个小镇的“印象”么？毕竟，在“国师”的其它两个校址，根本无从问起。

　　路线：“都是备尝艰辛，不远千里而来的”

　　涟源，涟水之源，位于湖南省中部娄底市，民国时期尚为安化县蓝田镇，且在时人观念中，是湘西而不是湘中。74年前，“国师”就创办于此。在“国师”原址上建起来的涟源一中，是我们此行可以追溯的惟一目的地。

　　2012年7月12日，我们从长沙经湘潭、娄底至涟源，大致与湘黔铁路平行。七十多年前，途经长沙来“国师”的师生也多经这一线。

　　因校长廖世承原为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他为“国师”聘请的教师多为其旧时同事、好友，他们多由上海、江浙一带迁来。涟源一中教务处副主任吴勇前说，“国师”最初的学生主要也是流亡而来，又以江西为多。

　　这些师生自发而来，线路不一。曾在“国师”工作的薛炽涛在《怀念廖世承先生》中回忆，由于内地时遭轰炸，沿海又被封锁，廖世承与随行几人从上海绕道广东、广西到蓝田；钱钟书是从上海经海路转香港、入内地的。物理学家章元石1940年9月应聘国师理化系主任，却于第二年4月才抵校，有的教授甚至是“一路要饭去上任的”。廖世承在1941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当年应聘的有20位老师，实际到校的10多位，“都是备尝艰辛，不远千里而来的”。

　　相比之下，学校后来于1944年西迁溆浦和1946年“复员”南岳，由于是统一行动，则显得整齐有序得多。溆浦本与蓝田相隔150公里，但因交通工具缺乏，“虽妇孺亦负担步行”。黄孝旸《国师在溆浦》一文记述，迁溆浦时，“国师”于1944年7月第一批师生到达新化，筹办中转站，最后一批与中转站一起，于9月抵达溆浦。

　　“复员”南岳则是绕长沙而行，湖南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孔春辉在《国立师范学院办学述略》中讲述，师生由溆浦经安化县烟溪镇、益阳、长沙而到南岳，这其中，溆浦到烟溪走公路，烟溪到益阳用资水民船，益阳到长沙用小火轮船，长沙到南岳再走公路。

　　最初的6年，1938-1944

　　为什么选址蓝田？它“既偏僻又交通便利”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确定要成立国立师范学院时，拟在抗战大后方的湘桂黔择定校址。受命筹办“国师”的廖世承因此考察湖南。

　　1940级教育系学生黄季顺在《廖茂如师轶事数则》一文中提到，当时长郡中学已迁蓝田，校长鲁立刚在长沙书店偶遇廖世承，推荐安化蓝田，说其“安定文化”、“青出于蓝”。廖世承随后实地考察，看重其“既偏僻又交通便利”，偏僻是因其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少，相对安宁；交通便利则是有铁路、公路和涟水水运。同时，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李卓然表示，可以将其庄园李园租借出来作校舍，“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国师”最终选址蓝田。

　　1938年成立的“国师”暂住李园，为本部；不久在李园以北新建校舍，为第二院。2012年7月12日我们实地寻找时，只见李园已为涟源市政府所在地，第二院原址上建起涟源一中，而曾留“国师”痕迹的所有建筑均已不存。

　　国师第二院(今涟源一中)：校长出差时揣着校园风光照片，以此来吸引人才

　　建筑不在，树还在。2012年7月12日，涟源一中校门口，副校长吴兆初指着门内十米处的樟树，“它就是‘国师’留下的”，200余岁。吴校长反复念叨，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说不尽的围城》时，“非要找到这棵古樟不可”。

　　“国师”租借李园后加建的第一栋校舍，利用的是李园后面的灌木丛，引《论语》“君子有九思”而命名九思堂。老照片上看，只是一层砖房而已。它的具体位置今已不清楚。现在一中的4号教学楼名学思楼，但非当年建筑，也非当年旧址。吴校长说，当时的校舍一律坐西朝东，取怀念东方、怀念光华大学之意。

　　今天，在中学或大学内看到草坪、竹林、苗木等并不足为奇，但在抗战艰苦时期，却是很难一见的。当年“国师”校园的优美环境竟然是吸引人才的条件之一。孔春辉在《国立师范学院办学述略》中称，校长廖世承利用各种出差、开会的机会延请名师，身上就揣着校园风光照片，随时给对方看，以此来打动别人。

　　同样难觅踪迹的还有图书馆。最初的藏书，是接收安徽大学和山东大学因战乱停办而存放在桃源县的千余册图书。为了充实图书，学院的教授请假返乡，新聘任的教授从外地到蓝田，都被布置了购书任务。1944年，“国师”与哥伦比亚大学约定交换教育资料。到194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请求交换资料。

　　能辨认位置的建筑，如今只剩钟楼——在一中大门内西侧。钟楼和铜钟都是用来“催人课读”的，吴兆初说，1984年拆掉钟楼时，铜钟于夜里被偷，“本来可以成为文物的”。今天，原址上建起了钟楼的复制品，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式建筑，命名为“三闾钟楼”，取自钱钟书《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楼前的水泥路也命名为钟楼路。

　　钟楼北面的白云亭，是学生组织白云诗社吟诵的地方，亭子为后来所建。1938级的史地系学生桂多荪在《“国师”初建时期的点滴回忆》提到，他们的文学刊物《新星》组织演出话剧《雷雨》，警察赶来禁演，学生发动校卫队包围警察，缴了他们的枪，却请他们看演出。结束后，又把枪还给警察，用爆竹欢送。

　　“国师最后的建筑”(刚被拆毁)：

　　最后一次看它是5月份，“带湖南师大的人来，当时也已是破烂得要倒的样子”

　　如同今天的湖南师大靠岳麓山一样，当年的“国师”也背靠光明山。学生的宿舍、食堂等就沿着山麓分布。为了使老师“言传身教”，“国师”规定所有教职员工的每日三餐，均与学生一起入食堂就餐。据《“国师”初建时期的点滴回忆》，无论校长、学生，同啃黑馒头。只是，对于师生同桌就餐且“食不语”的规定，钱基博始终奉行，其子钱钟书则坚决反对，他还辩称“饮食乃人生一乐，席间不自由交谈，必为人生一苦”。因英语系唯系主任钱钟书马首是瞻，“餐厅中，乃见杂音” 。

　　当年“国师”除少数教师住在李园外，多数租住在校园北面的民房里，与校园隔一条升平河(涟水支流)。那是一座名为“得志园”的地主庄园，与李园相比，条件稍差，是土砖房。吴勇前想带我们看“国师最后的建筑”，就是最后一间土砖房。只是等走到跟前，才发现已被夷为平地。吴勇前最后一次看它是5月份，“带湖南师大的人来，当时也已是破烂得要倒的样子”。

　　吴还说，当时，钱钟书住在南边的李园内，与钱交好的老师则租住在北边的这些民房内，钱就经常过河到民房那边去聊天。本来河上有当地百姓搭的木板桥，但后被洪水冲垮，桥墩还在，钱就踩着桥墩过河。吴勇前指着一处河湾，“那时的学生们也多在这河边读英语，还依据河湾天然地做成了游泳池，岸边稍微清理变成了跳水台，游泳的学生在水里用身体组成了国师的英文字母。”现在，河上已建起一座石桥，名字也为“国师桥”，河边是村民的菜地。

　　1941年，原来的全国统考转为各高校自行组织考试，这一年“国师”仅在湖南境内设立蓝田、武冈、衡阳3个考点，加上各省保送学生，共计招收新生55名。对于学生来说，“国师” “体育第一、德育第二、智育第三”的教育原则最有特色。体育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要留校由体育老师监督，每天打一小时篮球，直到合格。学校的体育设施，甚至有今天都很少人玩的棒球、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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