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万行政村需万亿投入

　　《21世纪》：那么，目前的农村环保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潘碧灵：近年来，国家对“三农”工作越来越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超过万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21%，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基础设施改善和农村社会事业进步。但相对而言，农村环保却投入不大、推进不快， 2011年中央财政投入40亿元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仅占当年“三农”投入的比例不到4‰。截至目前，通过“以奖促治”政策整治村庄仅1.6万个，按环保部、财政部规划，到2015年也只能治理6万个，相对全国60多万个村庄任重而道远。比较政府对城市提供的环境公共服务，农村一块无论覆盖面还是公平性存在巨大反差。

　　此外，多年来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在制度层面上对农村污染及其监管重视不够。目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不健全，乡镇基本没有环保机构，缺乏必要的监测、监察设备和能力，农村环保的政策、法律、标准体系不健全。

　　《21世纪》：应该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现状？

　　潘碧灵：我建议中央对全国农村环保工作进行专题研究，把农村环境整治纳入“两型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总体战略，作出全面部署安排，像近些年全面推动其他 “三农”工作一样，出台一个加快农村环保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导思想，确定目标任务，强化工作责任，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全面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中央的一号文件，多次围绕农村问题展开，农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唯独没有注意到农村环保。而如果农村环保再不发力，而是按照目前这样的工作力度和节奏做下去，到2020年农村小康社会的目标肯定无法实现。因此，我建议，希望明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村环保。

　　农村环境整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环保、发改、财政、农业、林业、建设、水利、国土、卫生等多个部门，需要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整体联动，才能取得实效。建议建立农村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农村环境整治示范工作的综合协调、资金整合、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等工作，特别是应按照“渠道不变，各记其功”的原则加强涉农资金、项目的整合。

　　《21世纪》：除了联合整治，农村环境整治投入也是关键。自2008年中央财政首次设立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以来，四年只安排了资金80亿元。您如何看待农村环保工作的资金缺口？

　　潘碧灵：每个村的治理需要200万-500万，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按80%的治理面，需要投入过万亿。从资金来源上，必须着眼于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中央财政大资金投入主导，地方政府加强资金配套，积极推动农民投资投工投劳，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农村环保，各级排污费、土地出让金等专项资金可明确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环境整治，力争到2025年全国80%以上的村庄得到治理，“十二五”东部、“十三五”中部、“十四五”西部基本实现农村环境整治全覆盖，确保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21世纪》：您认为，农村环保整治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潘碧灵：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源头上控制农村污染的蔓延。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制定严格环保标准，对物品包装提出限制要求。

　　同时，农村饮用水安全、农业面源污染、土壤污染、农户生活污水和规模化畜禽养殖等领域，既是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研发、引进和推广应用国内外的技术。如秸秆综合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综合防治、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应用技术等，并加强高效安全肥料、低毒低残留农药、土壤污染治理、农林生态修复等技术的研发。

　　《21世纪》：在农村污染的治理手段上，如何实现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的协同？

　　潘碧灵：我认为，“以奖促治”是一个很好的抓手，通过农村生态建设示范，推进农村污染的治理。目前，“以奖促治”还不尽完善，国家还需要研究制定一些配套政策，比如生态功能区等生态补偿资金与农村环境整治如何挂钩，对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有机肥生产、废旧物资回收如何给予补贴，对从事农村环保规划方案编制、技术研发推广、工程项目治理等方面的单位和公司如何给予税费优惠等问题。

　　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配套也不完备。国家应尽快出台有关土壤、畜禽养殖、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建议，国家应借鉴通乡通村公路、沼气池建设等强农惠农政策做法，把农村环保整治内容分类，根据项目确定国家奖励、地方配套、农民自筹的标准，以利于奖励政策、配套资金的落实，同时也可以推行先建先治先补等激励措施，调动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