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

　　611

　　此次行动，全国20个省市区公安机关已打掉从事非法讨债、非法调查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调查公司”611个，破获刑事案件4000余起。

　　一条信息卖到6万

　　公安部表示，大量应由国家机关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外泄，被非法买卖的个人信息包罗万象，令人触目惊心，极易引发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各种新型犯罪。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批量买卖和泄露，成为新型犯罪的根源，与绑架、敲诈勒索、暴力追债等黑恶犯罪合流，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北京刑总副总队长说，以一条信息为例，源头从几十元到上百元卖给信息平台，信息平台再以500至2000元不等价格卖给非法调查公司，而其中调查公司获利最高，有时一条信息最高可卖到6万元。

　　>>案例1

　　帮人讨债收取15%到30%费用

　　展某非法讨债案是公安部直接督办的重大案件线索之一。展某原是保定人，2011年上半年，因为在非法讨债中拘禁他人，被判刑半年缓刑一年。就在缓刑期间，他成立了石家庄市润广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据展某介绍，公司从去年成立到现在，并没做成一起知识产权调查的事，倒是做成了十几起讨债，要回了30万元，非法获利8万多元。 

　　据石家庄长安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民警王春寿介绍，之前他们曾接到举报，称展某涉嫌将欠债人带到宾馆、地下室等进行恐吓。还有人称，展某等人曾打电话，声称知道他们家孩子在哪上学、住哪里、有几辆车、家里有几口人等。 

　　一旦找不到欠债人或要找的人，展某的一位经理就会从网上联系别人帮助手机定位，定位费由讨债人或找人者出。据了解，展某帮人讨债，一般的费用是15%到30%不等。

　　>>案例2

　　与百度合作提高知名度

　　4月20日，赵公口桥悦麒大厦内的华博天信商务咨询中心，记者在一名业务经理朱某的名片上看到，其公司经营范围还包括“婚姻不忠调查、全国找人寻人、特定寻人查询、债务清欠追讨、财产背景调查”等12项服务。

　　据现场侦查员透露，以刘某为首的华博天信商务咨询中心实际上是一个非法调查公司，长期从事非法贩卖信息行为。侦查员现场起获了纽扣摄像机、窃听器、密录包等高科技设备。 

　　嫌疑人交待，他们的信息是根据客户需要从网上和QQ里的上家买的。 

　　为使公司可以从互联网上查找，2011年11月11日，该公司与百度公司签订了推广服务合同，一次性向百度支付了“推广费”等共计5600元。在公司介绍中，该公司还宣称与一批资深律师以及一些熟悉金融、工商、税务的专兼职专业人士组成的顾问队伍合作。

　　A04、A05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国礼周鑫王晟

　　□三大疑问

　　法律如何规定

　　相关条款需要细化定罪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253条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专案副指挥长廖进荣表示，该条款对惩处的规定太笼统，应进一步进行明确，比如什么情况才算是“情节严重”。廖进荣表示，公安部将就有关情况与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沟通，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使法律进一步适应形势的需要。司法解释需要尽快出台，对相关罪名进行明确。

　　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也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立法来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还是有所欠缺的。应当有一个行政方面的法律，如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于3年的最高刑期是否过低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何家弘表示，出售、买卖个人信息，主观上都是恶意的，买、卖、用，衍生出来更严重的犯罪，必须要严打。储槐植教授表示，单靠加重刑罚，并不能解决更多问题。不直接涉及到生命的犯罪，从遏制的效果来看，重打不如重管。

　　公务员犯罪应加罚吗

　　公务员泄露处罚应更重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泄露个人信息，是否要加重刑罚、涉不涉及渎职，储槐植教授和何家弘教授都认为，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析，如果确实符合渎职的要件，可以数罪并罚，重罚优于轻罚。但基本原则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应比公司人员的刑罚重，因为不同的身份，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储槐植教授认为，国家的管理秩序要更严密，有关部门、单位要建立问责制，严格管理，预防信息泄露。目前整体来说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力，关注得还不够。

　　打击犯罪困难在哪里

　　不知道谁泄露无法报案

　　廖进荣表示，首先的困难是发现比较难，尤其是源头。当公民感受到危害的时候，他的个人信息已经经过了好几道手，意识到信息被泄露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查找源头相当困难。北京刑总副总队长谢永智介绍，近两年，北京关于个人信息泄露的报案几乎没有，原因是个人不知道信息被谁泄露无法报案。

　　廖进荣还认为，确定犯罪嫌疑人身份比较难。由于买卖信息多在网上进行，是一种网络犯罪，身份都是虚拟的，从网络到真实身份，需要进行大量的侦查工作。

　　廖进荣还表示，堵住源头光靠公安机关一家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涉及源头的部门和公司，都应该反思对公民信息保护当中的漏洞，每一个机构和机关，都必须要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和措施，“不加强监管是不行的”。

　　□他山之石

　　专门法律保护个人信息

　　据了解，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美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起步比较早。美国国会1974年通过的《隐私权法》规定：个人医疗记录属隐私，外人打听不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是隐私，老师不会将其公布。如果隐私被人侵犯，造成了精神或物质上的损害，公民就会诉诸法律。此后，《信息保护和安全法》《防止身份盗用法》《网上隐私保护法》《消费者隐私保护法》等法律相继推出。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日本是一个法律和民众意识都比较健全的国家。2005年4月《个人信息保护法》开始生效，这是日本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法律。日本企业在管理客户信息方面非常严格。从公司发出的邮件，公司管理人员和监管部门都严格审阅，公司的手提电脑一般不允许带出。一旦存有客户信息的电脑丢失，媒体就会争相报道，给公司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2010年1月3日全国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在广东宣判，被告人周建平成为国内被法院以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人。

    2010年8月5日北京市最大一起公民个人信息倒卖案一审宣判，23人获刑。北京市二中院以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刘红波、谢新冲等人最高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部分获得了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