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珏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廖玉姣 施瑶

    下水道出了问题，跟邻居沟通了多次，又向社区反映了多次，但还是没能解决。长沙黄泥街社区的陈芬耐不住性子了，她索性拿起电话，将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任安良。 陈芬的问题很快通过任安良传递到了社区主任那里，2小时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去年12月30日，长沙公布近千名领导干部电话。此举一出，许多领导干部的电话瞬间激增，但这一举措在受到市民追捧的同时，也在操作层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公布领导电话，中部城市属首创

    “领导干部电话要公布。”去年12月9日，这则消息在长沙传开。这是长沙群众工作“一推行四公开”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是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的，但我当时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口号’。”观沙岭街道的居民向往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21天过去，长沙各级领导电话号码，全部进行了公布。12月30日，包括他所在的岳麓区委书记赵建强、区长陈中在内的1000多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由长沙市委通过媒体全部进行了公示。紧接着，长沙各区也公布了区直机关、街道、社区领导干部的电话。

    长沙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被人们认为是“长沙新政的一缕阳光”。而这种将领导干部“完全暴露”给群众的行为，在中部城市，还是第一次。

    向往更是形象地说：“它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多少年来隔在老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厚重屏障。”

    公布后，电话多了，“麻烦”也来了

    1月12日下午，领导干部电话已公布了十多天。

    讲起电话公布后发生的变化，长沙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任安良的第一感觉就是：电话明显多了。“不少群众打我电话反映问题。有法律方面的，有拆迁安置的……”同样感到电话明显多了的，还有开福区委书记张迎春，公布电话的第一天，她就接到了二十多个电话。“有‘尝鲜’的，有反映问题的，还有找领导‘聊天’的”。雨花区委书记周杏武称，他还接到了“推销产品”的电话。

    “有领导反映，一天接了四五十个电话。”长沙市委群工办副主任陈艳说。“有的长期上访户纠缠领导，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还不肯挂，有的群众凌晨给领导打电话，确实也让个别领导有了厌烦情绪。”

    虽遇到了各种“麻烦”，但记者采访了多名领导干部得到的答案几乎相同：“反映情况，我们欢迎，也责无旁贷。”市民的态度也几乎相同：“不管怎样，公布总比不公布好。”

    声音

    “暂时受绊只为今后民意能顺畅表达”

    “一个合理的组织机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建构，每一级的领导有每一级的菜单。当这个规则被打破时，市民是不分菜单反映情况的，这很容易造成官员被电话绊住，而疏于其他事情的决策。”一名社科专家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合理性。它的目的是为了治理各级‘菜单’不作为、乱作为、不听取民情的毛病。如果是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环境中，民意能够顺畅表达，民众能够监督政府，市民的问题都能在职能部门得到解决，这样的办法还用得着吗？”

    对策

    市纪委：

    拟建后台处理机制解决电话多的问题

    一边是群众确实需要诉求途径，一边是领导干部“不堪重负”。长沙市纪委显然也看到了这个“矛盾”。

    “干部有压力是应该的。怎么看待大事、小事？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下水道的问题，在领导干部看来也许事情不大，但可能在群众那却是大事。”长沙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姚永春说，电话既然公布了，领导干部想接也得接，不想接也得接。只要你接到了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分管，也不管你了解不了解，反映到你那，你就是责任人。

    那么，怎么来解决领导干部的“重负”呢？姚永春总结为：“建立后台处理机制。 “要让‘电话公开’能长久下去，我们要做的就是‘群众能确实受益，领导干部也不陷于疲于应付’。”

    “显然，靠领导干部一个人来解决群众的所有问题，是做不过来的。领导干部接到群众的反映后，应该有一套机制来帮他处理。”姚永春所说的后台处理机制就是在电话的后面，每个单位建立起处理机制。当群众的问题反映给领导干部后，有一套机制和人员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姚永春还告诉记者，为了防止个别领导不接听群众的电话，《长沙市公开领导干部联系方式工作管理监督暂行办法》即将出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