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母亲邵华》，毛新宇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11月版，受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与我母亲同时考上北大的还有我的姑姑李讷。

　　李讷姑姑读的是历史系，我母亲上的是中文系。大姨和母亲还有姑妈都先后走进了北大这个素以思想和学术自由而著称的高等学府，这使他们与爷爷的交流在亲情之外，又多了个角度——思想文化。

　　1918年，爷爷第一次到北京，他昔日在湖南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也是我的外曾祖父的杨昌济先生，热情地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自己的得意门生去当图书管理员。当年，爷爷在湖南就是在外曾祖父的直接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坚定了为寻求真理而读书、做一名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而不做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的信念。由于爷爷聪明好学，他深得外曾祖父的喜爱和推崇。外曾祖父写信向章士钊先生介绍爷爷和蔡和森时这样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北大时，爷爷有时也去旁听特别感兴趣的课程，诸如哲学和新闻。图书管理员的身份低微，当然让他无法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文化才俊平等交流，也显然使他不能与心高气盛、抱负远大的北大学子画上等号， “无法融入北大这个中国最高学府里心高气盛的学子群体”。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抱负远大的他才更加勤奋、如饥似渴地钻进书架走廊，狂热地探寻着实现《新青年》所描绘的美好世界的现实道路。

　　1920年，爷爷第二次到了北京，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像一把火炬点亮了他的思想，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也使他深受启发。这一次，他已经开始与李大钊等共同探讨中国的未来与前途——此时的爷爷已成为五四运动湖南学生会领袖、《湘江评论》杂志主编、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同时，他还在这里收获了人生中一份最甘美、珍贵的果实——恩师杨昌济的掌上明珠、秀丽文静的杨开慧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的北大，依然是新中国教育界的最高殿堂。三个孩子都能在北大读书，使爷爷十分高兴，也给经历了失去大伯的巨痛的一家人，带来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一向清静无为的造物主，似乎偶尔也喜欢锦上添花，二十一岁的母亲在进入北大的同时，爱神也在悄然地向她招手了。

　　这还要从1957年父亲从苏联回到北京说起。那年父亲和大姨一前一后回到北京，父亲三十四岁，大姨二十七岁。看着这两个懂事的孩子，爷爷怎能不为他们的终身大事费力劳神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因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苦闷，爷爷提醒他说：“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和农民出身的人，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太高了，人家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但后来父亲一直在苏联养病，婚姻大事就耽搁下来了。外婆也牵挂着这件事，大姨从苏联回来后，外婆就多次建议爷爷也让父亲回来，一边疗养，一边解决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