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一些官员的从政经历来看，他们付出的或许是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高官腐败有着怎样的一个复杂曲折的心理演变过程？

　　田国良：腐败高官主要有五种犯罪心理。

　　一是攀比心理。自以为素质、智商、地位比那些富商高，而人家富了，自己还“清贫”着，心理不平衡，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内在动因；而商人们为保护既得利益和寻求新的利益，自愿或不自愿地将利益的一部分拿来换取权力的保护和支持，由此造成了腐败的外在诱惑。

　　二是从众心理。以为别的领导干部或许也在“收礼”，因此，自己不收白不收；“收礼”是一种人情往来，可以增进与送礼者的信任，拒礼有可能使送礼者难堪，甚至可能把送礼者推出自己的“圈子”。

　　三是弥补心理。一部分“晚节不保”的高官往往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不划算，因此，在退休之前，抓住机会，能捞一点算一点，作点“弥补”。

　　四是侥幸心理。有的腐败高官以为，这种“人情往来”，两头保险，因为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还有的以为，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界，可以为所欲为，不至于出事。这种侥幸心理的强弱与腐败案件的发案率高低有直接关联。腐败的成本低，而收益高，犯案多，而查处少，致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五是迷信心理。一些腐败高官，不信马列信菩萨，妄想有神灵护佑，事情就不会败露。

　　记者：如何尽可能避免高官腐败？您通过这103个案例的分析，得出什么启示？

　　田国良：第一，要坚持“以德为先”选拔领导干部。这里所说的“德”，可以归纳为“品性”、“品行”、“品格”。“品性”，是指抵抗外来诱惑，克制不良欲望的坚强意志；“品行”，是指忠于国家和人民的献身精神；“品格”，是指冷静、理智的果敢品质。品德的形成有环境因素，也有主观因素，靠培训、教育和周围风气的影响，也靠个人的“内省”“定力”和多年“功力”积累。一个领导干部，德才兼备，当然最理想；如果，或者有德缺才，或者有才缺德，二者必取其一，则宁愿取前者，因为，有德缺才，至多办不成事，有才缺德，则办坏事。

　　“德”这个东西，是无形的，只是反映在一个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和言行之中，无法像智商鉴定一样去测量。很少有人承认自己“缺德”，而且在许多公开场合，一些腐败干部都要表现出自己“道德高尚”，但是，在一些私密场合，在利益诱惑下，在关键时刻，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马脚”。这种“马脚”，最容易被周围人群所识破，而不太容易被上级组织，特别是上级领导所察觉。上级领导看到的往往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甚至被其“伶俐”、“可靠”、“能办事”、“得心应手”等因素迷蒙了视线。因此，衡量领导干部的“德”，要多听广大群众的呼声，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提拔领导干部，应加大群众的权重。“以德为先”的原则才可以更好地落在实处。

　　第二，不宜“火箭式”提拔领导干部。所选案例中，开始任副省部级职务时年龄最小的39岁，开始任职时不到50岁的约占37%。可见，有相当部分的腐败高官，在比较年轻时，就走上了较高领导岗位。年轻得势，或者平步青云，容易失去自我，产生错觉，飘飘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滑向犯罪。因此，我们建议，要尽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干部，应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长规律，使干部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第三，严防“带病”提拔领导干部。所选案例中，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约有48%的案主，在担任副省部级职务之前就开始了犯罪。因此，为了杜绝这种“带病”提拔现象，应该严格实行任前任后审查、审计制度。领导干部在离开某一岗位，或者在新任某一职务之前，有关部门应该对其本人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仔细考察、审查，对其负责的部门或者分管的领域，进行彻底审计、审查。我国在 1995年出台了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又出台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后，类似文件不断修改、补充、更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充满弹性，还不周密，不到位，不彻底。

　　一是报告要全面。不仅报告本人情况，而且要报告全家及相关人员的情况(包括家属经商办企业的情况)；不仅报告全部收入，而且报告全部开支；不仅报告所有货币和银行账户收支，而且报告家庭及相关人员的住房、投资、就学、从业及所有财产财物。二是情况要核实。在建立健全严密的信息统计体系的前提下，赋予有关专门机构特殊权力，使其有条件、有职责对领导干部报告的情况一一严格核实。三是信息要公示。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有关信息应暴露在阳光下。对于领导干部申报的信息，要及时在单位内部或社会媒体公示，争取和鼓励公众监督。四是处理要及时。如果发现个人申报与事实有差异，甚至瞒报，应及时追问、追查、处理。对于即将离任或新任的领导干部，其个人报告事项的核实和信息的公示应作为重中之重，更加严格。这样，作为“终极反腐”手段，尽量把好最后一道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