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成倒三角形。占全国总人口近70%的农村拥有全国医疗资源的30%，而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市却占有全国医疗资源的70%。城乡医疗资源质量差异更大，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数量到质量，医疗资源的配置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分层明显。全国性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农村表现更加突出，尤其是看病难问题。由于农村医生、医疗机构、医疗设施不足，加上交通条件的影响，农民就医远不及城市方便。

　　均衡配置城乡医疗资源不能单靠强制的行政力量

　　政府直接投资能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吗？政府可以在农村提供道路等公共产品，但是，对于私人产品，政府的作用相当有限。政府可以在农村建大型商场和医院，但是如果人口密集程度跟不上，交易量就上不去，这将导致大量资源闲置和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先天性的市场潜力不足，难以支撑和城市一样的商业网点和医疗服务，行政力量的强制实施，只能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

　　城乡差异在国际上普遍存在。以医疗资源为例，世界各国农村医疗资源均不及城市丰富，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相当普遍。基本原因在于农村的人口密度小，支撑能力弱。不少国家农民人均拥有土地量很大，户与户间隔较远，不像我国内地平原地区的村庄，因此支撑一个医疗服务网点更不容易。更有甚者，加拿大北部的土著居民，人口数量很少，人口密度极低，比较严重的疾病只能通过直升机运往城市治疗。

　　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农村医疗问题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第一，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如果说可以用不计成本的特殊办法解决加拿大土著居民的医疗问题，那么，中国农村的医疗问题必须用一种系统的、可持续的办法来解决，不计成本的特殊办法行不通。第二，中国内地的农村，尤其是平原地区的农村，人多地少，村庄人口较多，村与村比较密集，具有支撑医疗服务网络的较大潜力。因此，中国有可能也有必要用系统性的方法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为此，必须理清中国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特殊原因。

　　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特殊原因

　　中国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除了一般性的原因，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农村医疗领域的逆向选择，二是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分割和部门分割。

　　改革开放以前，资源配置是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的，平均主义思想贯彻在方方面面，因此，中国城乡差别不像现在这样大。当时，国家运用行政手段统一调配人力、财力、物力。例如，对大学生统一分配，使相当数量的名牌大学毕业生 “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在乡村中学有名师，在乡村卫生院有名医。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和人才流动性的增加，第一批名医返城，农村医生资源平均质量第一次下降。由于农村医生资源平均水平的下降，患者对农村医疗组织的信任随之下降，农村医疗组织的市场开始萎缩，收入开始下降，医生待遇随之下降，这就促使第二批医生返城。第二批医生的返城，导致农村医生资源平均质量第二次下降，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对农村医疗组织的信任继续下降，农村医疗组织的市场继续萎缩，医生待遇继续下降，这就促使第三批医生继续返城。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医生平均素质高于第二批，第二批高于第三批，如此循环下去，到2003年，乡镇卫生院普遍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人员素质低下、设备陈旧老化、患者不再信任。这就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农村医疗领域的逆向选择。若非新农合为乡镇卫生院打了一针强心剂，乡镇卫生院命运难料。这种逆向选择的过程加剧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矛盾，农民被迫长途跋涉就医于城市医院。

　　行政性的地区垄断和部门垄断强化了上述逆向选择。一方面，在行政等级制度下，人员 “下坡容易上坡难”，因此，医生一旦进入城市的大医院，就不敢冒险反向流动，这就是典型的棘轮效应，由此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单向流动。另一方面，地区行政垄断造成地区之间的分割，地区之间医疗资源流动困难，医疗领域竞争被弱化。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竞争的压力才是城市大医院关注农村市场的真正动力。中国的公立医院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他部门的附属物，有县属医院，有市属医院，有省属医院，有卫生部部属医院，还有其他部门所属的医院。它们有着严格的部门归属、行政级别、拨款渠道，甚至拥有各自的市场范围。这种地区分割和部门分割是医院竞争弱化、要素流动不畅、城乡差异固化的体制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