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怪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张爱兰说，“我只想我妈妈。她在住院，气哭了。”
但是，妈妈没有来看她。“她接我电话说，要我回去跟她一起死了算了。”
张爱兰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出事”后，妹妹从北京赶回益阳老家照顾母亲，张爱兰打电话回去，妹妹对她说，不要再联络了。
她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独者。
“心愿未了，让您担忧牵挂的。我最疼爱妈妈”
得不到母亲的包容，张爱兰说，这让她最伤心。
她的空间里，今年1月份的一篇日志标题是：“心愿未了，让您担忧牵挂的。我最疼爱妈妈”。打开日志，里面只有三个字和一个标点符号：“20年前，”这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
20年前，她10岁，生活在益阳安化的小山村里。
小学三年级课堂上，她用针和墨水在手腕处刺了一个“爱”字，回来被哥哥一顿骂，后来，用水洗，用刀片刮，盆子里的水都有血丝了，字却怎么也洗不干净。现在，这个“爱”字还是醒目地长在她的手腕上。
“爸爸在我5岁时就过世了。我唯一的记忆是，那时，我会坐在他高高的肩膀上去看戏。”
张爱兰说，看完戏回来，她会学着唱，“都是黄梅戏，很悲的那种调子。爸妈都觉得奇怪，我怎么对唱戏那么有天分。”
她说，父母的话，在自己17岁那年得到了验证，高中放暑假，她随姨妈来到涟源，路过一个歌舞厅，她停住了，央求姨妈借50元给她去唱歌。她唱了一首《烛光里的妈妈》，赢得满堂喝彩，歌舞厅老板让她做暑期工兼职唱歌。
这是她“驻唱歌手”生涯的开始。
她干脆不上学了。她说，当时自己跟母亲说，希望去外面唱歌，闯出一番名堂。母亲跟她讲道理，说外面的钱不好挣，特别是姑娘家，应该读点书，再找个好人家。她不听，跟母亲说：“我就是为了唱歌而活的。”
最终，母亲没有拗过她，叮嘱她要听话，“要与家里联系，挣没挣到钱都要经常回来”。
张爱兰说，自己的决心是：一定会成功，没有成功决不回来。
她离家时不到18岁。当时，她去理发店里剪了个流行发型，拎着两个行李箱就出了门，来到涟源。
听到手机里的《你在他乡还好吗》，泪流满面
张爱兰渐渐成了涟源当地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
两年后，2001年，她从涟源来到长沙——在这个歌厅文化红极一时的城市，铺开了自己的“野心”。
又是两年过去。她在伍家岭开了一家小歌厅，生意不错。由于和哥哥关系不怎么好，开歌厅之后，只回过一趟老家，“晚上，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醒来，发现妈妈在抚摸我的脸，我不知道她怎么了，也没有问，继续装睡。”
她在长沙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溃败。
她说，一个家在星沙的男人经常来她店里唱歌，后来，两人谈起了恋爱，她觉得，那个男人在一些生活细节上都表现得很爱她。
“去年7月，他对我说，有朋友愿意帮忙一起把店面扩大，需要一起投资。我也没有怀疑，把26万元存款全部取出来了，装在手提包里。第二天一醒来，发现他不见了，我的钱也不见了。再去店里，发现店子也被转出去了。”张爱兰说，自己跳过两次江，被人救起了。
伤心了两个月，在朋友帮助下，她决定重新回到舞台，去了株洲一家比较有名的歌舞厅。
她说，应聘的时候是下午，歌厅里没几个人，老板让她试唱一首拿手的曲子。
“我唱了首光头李进的《你在他乡还好吗》。这不是我最拿手的，但是，我当时特别想唱这首歌，因为没有人唱给我听，那我就自己唱给自己听。”
这首歌，张爱兰用手机录下来，现在还存着。
她对记者说：“想听吗？我放给你听。”
很明显，这首歌她唱得太过用力，每一句歌词的尾音都被她有意地拉长抖了一下。
“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你那不再熟悉的笑容，对我可是一种敷衍……”歌声从手机劣质音响中传出，张爱兰已是泪流满面。
朋友不愿透露姓名：不想别人知道我跟她有过来往
在这家歌舞厅，张爱兰认识了一名王姓男子，即现在小孩的父亲。
她说，对方是东北人，人长得不错，对她也很好，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后来，她怀孕了，问对方要还是不要，毕竟两人没结婚，“他说当然要，马上就结婚”。
她说，几天后，对方跟她说，要回老家请示父母，还要筹钱来株洲结婚，她很开心，送他上了火车。
“后悔了。我都没认真看火车票上的目的地，只记得发车时间是晚上7点10分。”张爱兰说，第二天，对方手机就关机，后来成了空号，“我那时还以为，他是遇到了阻力，我相信他会说服家人接受我的。”
现在看来，她失望了。
而后，张爱兰离开株洲，又回到了长沙伍家岭。
今年春节，她在一家宾馆度过，她说，受了太多波折，自己不愿出门，怕见人，“好像得了抑郁症”。
孩子大概5个月时，她感觉自己除了怀孕的正常反应外，身体还有些其他异样，不确定是不是性病。她没敢去医院检查，甚至还抱着一丝侥幸，直到孩子出生。
医生检查，她身患多种妇科疾病，血清试验为梅毒阳性。随后，她接受了媒体采访。面对镜头时，她没有捂住脸，只是小心地拿被子挡了下巴。“除了下巴，我没有不愿意暴露在公众视线里的东西。”
张爱兰的下巴有一块疤痕。她说，那是读高中时初恋男友不小心用开水烫伤的，那是自己“唯一自卑的需要遮盖的地方”。
新闻播出两小时后，母亲来电话了。张爱兰说，自己那时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当时，她没有医药费，打电话给几个朋友，朋友有的把她数落了一顿，有的干脆说，打错了。
现在，她也不愿给家人打电话，她说，不想妈妈再伤心，哥哥妹妹也和她断绝关系，不想打扰他们。
记者找到张爱兰一个以前的朋友。他不愿透露真名：“不想别人知道我跟她有过来往……”
这并不让张爱兰意外，她现在也无暇顾及这些，“孩子的下一罐奶粉钱还不知道在哪里。”
8月30日，她去一家招服务员的餐馆应聘，遭到老板的拒绝。这个老板认识她，并且看了新闻，跟麻将馆老板娘一样，他“不能吓跑顾客”。
继续驻场唱歌？张爱兰说，目前身体不允许，而且长沙很多歌厅老板和朋友，都已对她避而远之。
她已然被孤立。未来何去何从，希望在哪里？答案，似乎也不在她自己手中。
[记者手记]释放我们最大的良善
张爱兰说，她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希望女儿将来能够看到报道。
“我爱我的女儿，不会做傻事。我只剩下女儿了，我会好好把她抚养大。我希望女儿将来相信，妈妈也是受害者。”
其实，人的一生，很多时候可以看成是一段段“搜索”的历程：搜寻、追逐自己的可能与梦想。这段旅程，难免会迷失在一个个岔道口，颓废，甚至堕落。而在当前这个信息传播的社会平台中，人们又常常成为被“搜索”的目标。
而张爱兰，因为媒体的报道，在社会的偏见中，留下一个落寞而孤独的投影。
对这名女子，你又会怎样？是避而远之，是毫无医学常识地将她打牌的板凳扔掉？还是提供物质捐助，稍表你的同情？
要知道，任何物质资助，都显得表面而肤浅，更关键的，是我们内心和整个社会的反思：怎样释放我们最大的良善，让张爱兰们不再落寞，不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