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围绕历史古迹和名人归属地的文化争夺日趋激烈，其广度和强度非传统所可比拟。比如，远古传说人物，涉及黄帝、炎帝、女娲、尧舜；政治军事人物涉及曹操、诸葛亮、赵云、魏征、朱元璋；思想家涉及老子、庄子；文学人物涉及李白、曹雪芹甚至作为文学虚构的花木兰、梁祝、西门庆、孙悟空。几乎凡是有历史的地方便存在争论，并向周边国家蔓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种种围绕历史展开的争夺并不是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主导的，而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利益群体。也就是说，历史在这里，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属问题，而是跨出了学术的边界，成为一种公共文化现象。笔者认为，虽然这一潮流因致力于“榨取历史人物的剩余价值”而让人不齿，并因此更像一场玩弄历史的闹剧，但却促使人们重新反省历史的本质与价值。

　　在世界诸民族中，中华民族可能是最具历史感的民族。历史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情感寄寓和记忆回溯的对象，而且“述往事，思来者”，为后世提供永恒的价值规范和鉴戒。但是历史作为一种过往，它必须有所凭依，才能成为后人感知和追怀的对象。这样，一件器物、一座建筑或墓葬，其价值就在于以直观的形式彰显了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人和事，使这些已逝的人物或事件在当代找到不可动摇的凭附物。在诸多的历史人物中，只有那些做出杰出贡献并因此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首选。这样，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古迹或器具，总会被赋予更高的价值。至此我们当能明白，当代人对历史古迹或名人故里的争夺，虽然最终涉及经济利益问题，但在根基处，它试图占有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这段记忆所对应的古迹如果正好存留于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或那片乡村，那么我们就会因与名人“同乡”而充满自豪。

　　但必须指出的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存在争议，历史遗迹的真伪也广泛存在问题。像围绕河南安阳曹操墓的真伪之争，虽然与近年来史学界因屡摆历史的乌龙而失去信誉有关，但根本问题还在于这个墓葬本身没有提供自我证明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其他像关于庄子、诸葛亮、赵云、魏征等名人故里的争论，也大体出于同样的情况。更有甚者，一些远古的传说人物，如伏羲、神农、女娲等，虽然见于史籍，但从纯历史的角度讲，则只不过是后人对远古历史进行人格想象的产物。为这类想象性人物寻找故里，本身就标示了名人故里之争的荒诞性。与此一致，当代的花木兰、梁祝故里，甚至孙悟空、西门庆、观音故里之争，虽有相关的诗篇、小说、宗教典籍作为佐证，但这些文献本身的文学性和宗教性，已决定了其中人物的虚构特征。而为这些虚构性人物展开旷日持久的争夺，显然不过是浪费智力的无效劳动。

　　也许人们会就此认为，名人故里之争，尤其是其中关于一些虚构性历史人物的争夺，严重污辱了一般百姓的智商，但必须注意的是，陷入这些争夺的当事人大多比旁观者更清醒。他们之所以反复论证自己的居地才是某名人的真正故里，显然关心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历史因其与当代人的情感关联而昭示的商业价值。在当代，庞大的旅游人口的出现，为历史古迹向文化产业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其商业价值的真正实现，依然需要商业运营者的强力促动。在今天这个充分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渴望是让人叹为观止的。从这个角度看，当代的历史古迹和名人故里之争，虽然奠基于人的历史情感，但这种情感只有衍生出经济价值，才会引起人们更高度的关注。

　　公众迷恋历史，商人从这种“迷恋”中寻到了商机，是历史从情感价值向商业价值转换的基本逻辑。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而言，历史显然又是一个不可轻易碰触的区域。一方面，历史因承载民族情感而衍生出丰厚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赤裸裸的商业目的及历史的工具化，又必然激起民众的强烈抗拒。在当今社会，空前激烈的历史遗产之争之所以又激起更趋激烈的舆论抨击，原因就在于它碰触了中国人敏感的历史神经。从哲学上讲，这种文化争论，归根结底是历史本体论与经济本体论的争论，它反映了公众在满足当下欲望和忠于历史良知之间的矛盾。

　　(作者刘成纪，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研究员，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