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长沙6月24日讯(记者 喻向阳)“江陵端午祭是韩国人祈求丰收和安康，举行摔跤、荡秋千等游戏的大型民俗活动，其历史有1000多年了。今天韩国申遗的内容只是这种民俗形式，并不包含屈原的爱国精神，也不可能真正领悟中国端午节的深刻内涵，所以，韩国端午申遗徒有形式，不足为虑。”昨日，岳麓书院明伦堂由湖湘印象人文读书会主办的“屈原之死与中国文人传统”活动中，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郭建勋如是说。

　　郭建勋刚从汨罗举行的中国屈原学会高峰论坛回来，他在致辞中说，关于端午节的来源，至少有三种说法如夏至说、驱邪治病说、龙节说等等，纪念的人物甚至也包括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等等，但是90%以上的学者认为端午节是与屈原有关的。正是屈原在汨罗的一跳，成就了中国文化诗歌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崇高美学由此诞生。

　　关于屈原是哪个地方的人，目前仍是众说纷纭。但郭建勋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屈原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而首先是一种故国乡土之情。这种故国乡土之情经由汉唐诗人的推崇，到了宋代的朱熹，上升充实为“忠君爱国之诚心”，具备了厚实的学理性和伦理的典范意义，最终成为理学道统的一部分。这种爱国精神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郭建勋特别强调，屈原身上独立、独行、独忧的人格特性，影响了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面对渔父的劝说，屈原不愿随波逐流，仍旧坚持“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呼吁当下的文化精英们，不要被流俗所左右，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应坚持独立的理性判断，坚守自我的清醒，引领社会向着健康、干净的方向发展。

　　在活动中，湖湘印象人文读书会创始会长、岳麓书院张天杰博士主讲“屈原‘自沉’与晚明士大夫的生死学”。他认为晚明几个儒家士大夫如高攀龙、祁彪佳之自沉，刘宗周自沉不得而后绝食，以及祝渊之投缳等等，他们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殉节而不是隐逸，大都是出于对国家、君主的“情”和宋明理学影响下的“义”，这也深刻受到屈原的影响，因为家破国亡产生绝望而选择死亡。

　　而《印象》主编、青年学者枕戈认为，屈原本质上是诗人，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儒生，因为儒家学说主要产生于商周之后的黄河流域，而楚国一直在南方独立发展扩张，楚王曾赤裸裸地说“我蛮夷也”。屈原内心燃烧着炽烈的爱和恨，因楚国还保留了原始的巫祭，他在诗中上天入地，大谈“乱力怪神”，和儒家大异其趣。因对现实不满，他对天也不满，所以要“问天”，这一切得不到解答时，他选择无比壮烈地投江而死。楚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后来和楚人大有干系的韩国人和日本人就推崇楚文化，而不太认同中原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屈原之死，是为了“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