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读班里，每个人的课桌，都是一方小天地：有人贴着理想大学的照片，有人写上亲人的期许，还有人刻上一个“耻”字。
他们似乎是一群装在“盒子”里的人，封闭的环境，模块化的生活，有着挥之不去的焦虑和迷茫。
但这个“盒子”，终究掩盖不住青春的萌动，掩盖不住他们“一雪前耻”的决心，掩盖不住他们畅想未来的激扬。
两天之后，高考就要来了。又付出一年的青春和汗水，他们已准备好再次出击。
本报记者黄莹 长沙报道
要在人生关键时刻，再试一次
2011年6月27日，谢慧第一次走进长沙市郊这所复读学校，感觉“糟透了”。
她记得，那是去年高考成绩出来后的第三天。她还记得，那天也是她18岁的生日，没有鲜花，没有蛋糕，只有迷茫和焦虑。
在焦虑和迷茫中，爸爸带着她从郴州来到长沙，寻找复读学校。
学校并不好找。父女两人坐着的士，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着方向。最后，的士司机打了总台电话，才摸索到这所位于二环线外的学校。
谢慧称，自己是最早来学校“视察”的学生之一。
苦逼，这是学校给她的第一印象。门是铁皮做的，教学楼是厂房改建的，宿舍没有厕所，“当时，文科楼正在刷漆，烈日下的粉尘裹杂着一股说不出的油漆味。”
不过，学校虽然简陋，宣传栏倒是有模有样。上面贴满了以往复读生的“光荣榜”，北大、人大、复旦、武大……一个个名校的名字，刺激着谢慧的心。谢慧的爸爸当即拍板，就上这所学校，并交了100元报名费。
复读学校正式开学，是在去年的7月18号。在此之前，又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学生。
据统计，该校共有1102名往届生前来复读，分为19个复读班。其中，谢慧在60班。
来复读之前，谢慧对妈妈说，“你就当我去读大学了。”而同来的这些年轻人，又会对家人说些什么？
谢慧猜不出。她只知道，这一个个陌生的面孔背后，都有一个个关于高考的相似的故事。大家汇集在此，只为了同一个目标：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再试一次。
“与外界隔绝，与过去隔绝”
再试一次，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
复读学校环境全封闭，管理军事化，这一度让包括谢慧在内的许多复读生不适应。
谢慧说，当外面居民楼的灯光亮起时，她总是不可抑制地想家。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哭，“直到哭得支气管炎复发。”
女孩子选择哭，一些男孩子则选择翻墙逃跑。开学第一个月，有人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听人翻墙的动静，“据说最高的记录是10分钟12拨。”
当最初的焦躁过去后，复读生们的生活开始进入正轨。而这种正轨，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种模式化。
“每天似乎都有无数张试卷在等着我们，来来往往的地方，无非是宿舍、食堂和教室。”谢慧撇了撇嘴补充道，“再加上厕所吧。”
现在，学校已经进入夏季作息时间。起床铃声总在早上6点准时响起，连响三遍。白天的课程一个接一个，上课困了，有同学就自己站到教室后面清醒一下。晚自习在22点50分才结束。
教室和宿舍，相隔不过百米。不过，晚自习后，大家都会抓紧时间，跑着回宿舍，因为15分钟后就要熄灯就寝。
回到宿舍，几乎每个学生都会打上一大桶水泡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熄灯过后直至凌晨一两点，都会有老师查寝。如果有学生出来上厕所，老师会提出告诫，“睡前不要喝太多的水，抓紧时间睡觉。”
生活似乎单调而压抑。确认查寝老师走后，有人会提议唱歌。唱到兴头上，有时会突遭隔壁宿舍喊上一嗓子，“哥要睡觉，哥要考大学！”
在这里，玩手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上网就更不可能。谢慧说，最好的休闲就是发呆，偶尔会有人趁放月假时偷偷带进来两本杂志，大家私底下传阅，“没过几天就翻烂了”。
呆在复读学校，他们的交际圈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谢慧说，现在，她跟以前的同学交流变淡了，“有人问我干吗去了，我妈会搪塞说‘去外地了’。”
“与外界隔绝，与过去隔绝。”有人在笔记本的扉页这样写道。
但无论怎么封闭的环境，无论怎样单调的生活，都阻止不了爱情的萌动。
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总对爱情充满着憧憬。在枯燥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一个聊得来的人，又有相似的经历和相同的目标，爱情很容易就开始发酵。
对学生们的恋爱，老师们倒也开明。“都是十八九岁的成年人，爱情萌芽也是正常的，要堵也堵不住。”学校教育处的梁老师说。
最近，梁老师班上一位女生变得局促不安，因为有男生向她表白了。她找梁老师求助，梁老师给出的建议是：一切等到高考之后吧。
家人，那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高考，似乎是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谢慧的同班同学王聪，家住长沙，和很多独生子女一样，是家中的宝贝。她说，去年高考成绩出来后，成绩不理想，外婆第一个哭了，她也哭了，她对家人充满愧疚。
在这个封闭的校园里，只要一提起家人，王聪就会低下头，局促地摆弄着自己的双手。
家人，是许多复读生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们觉得，复读是让家人为自己的不争气买单，不但让家人面子上挂不住，还会给家庭增加负担——复读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最少也要两万元。
一方面是对家人的愧疚，一方面是不想再输一次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压力可想而知。
压力之下，不乏破茧成蝶般的蜕变。
在老师们口中，50班的凌鑫是变化最大的一位学生。
凌鑫已经是第二次复读了。其实，她前两次高考，都考上了大学，但都不满意。
去年开学没多久，她心情很郁闷，打算退学。那天，她一个人跑到中南大学，把校园走了个遍，“这么大个校园，为什么别人能读我不能读？”她不服气，又回到了复读学校。
而真正让她改变的，是父亲的一次事故。
去年，凌鑫溜出去打篮球，摔断了腿。之后，有一次她腿伤复发，在外地出差的爸爸急急忙忙开车赶回来，结果滑下了山。
“爸爸你疼不疼呀？”凌鑫问。
“一点儿也不疼。”
凌鑫说，当时的情景就像中了邪一样冲进自己的脑海，猛烈地翻滚着。这个自诩叛逆的女孩，最终没有办退学手续。
现在，在凌鑫的课桌上，贴着这样一张便签，“下课不要离开座位，上课不要讨论问题，中午晚上不要四处乱跑，早上按时起床不要像娘们一样。”她会在早读时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门读英语，会因为学习松懈递纸条向班主任道歉——而在一年前，她是那么贪玩，不听任何老师的话，一个礼拜有5天在网吧被发现，还曾经离家出走。
最近一次模拟考，凌鑫考了班里第二名。她调皮地说，“我想告诉别人，我只是隐藏了一下下。”
学习，对绝大多数复读生来说，不再是一件需要强迫的事情。
教室过道里，放着一堆堆的书，让人挪不开脚。每个人的课桌，都是一方小天地：有人在桌上贴满了理想大学的照片，有人把亲人的期许写在日历本上，还有人把“耻”字刻在桌面上。
“如果高考成功，你想做些什么”
虽然天天想着通过高考“一雪前耻”，但许超毫不掩饰自己对高考的厌恶，“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可是，很多选择没有办法。”
许超是谢慧的同班同学，也是60班的班长。很长一段时间，她总会不自觉地哼起歌曲《老男孩》。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就像里面的一句歌词，“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
有时候，她会和同学们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假如我当了教育部部长”。许超自己的答案是，“想要改变教育体制”。谢慧的回答则不同，“我要当了教育部部长，我才不会推翻它，凭什么我们受过的罪，别人就能幸免。”每当这个时候，听者就开始起哄，继而是一阵沉默。
与许超不同，50班的麻永和并不恨高考。他认为，高考是改变命运的机遇。
他来自湘西农村。去年高考，他本可以上长沙一所医学类专科学校。但学医费用太高，他选择了放弃。本来想打工算了，还可以照顾家里，可母亲坚决要他复读。那时，他父亲生病去世不久，家中一共有三兄弟，为此，学校减免了他的学费。
“人不能一辈子呆在农村。”这是母亲告诉他的。能有第二次高考的机会，麻永和很感恩。
高考一天天临近。同学们再一次躁动起来，迷茫和焦虑挥之不去。
“帮他们重建信心是最难的。”梁老师说，他曾经也是一名复读生，很能理解复读生的心情。为了缓解学生们的心理压力，他经常给他们做心理辅导。
私底下，大家又很兴奋，这“苦逼的生活”快要到头了，于是从心底里生出几丝扬眉吐气的感觉来。
“如果高考成功，你想做些什么呢？”大家互相打听着。
谢慧说，她想考个好大学，让妈妈直起腰板走路；王聪说，上大学后，她要做更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打工挣钱去旅行；凌鑫的愿望，是考上武汉大学；麻永和高考完了，要马上赶回家帮妈妈干农活；许超想到大学里学新闻传播，揭露丑恶弘扬正义……
然而大家也总会谈起，那不可避免的离别。
“城市的一隅，我们悄然相遇，微笑，走近，相识，然后别离，这是最好故事的最好结局。”高考倒计时10天，麻永和在班级备考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