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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王恺凝:梅城挂职镇长助理感受

A-A+2014年7月27日15:45红网评论

  4月22日忐忑

  挂职前一天,收拾东西时惴惴不安。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工作后,作为主跑旅游的记者,湖南的大部分景点我都去过,也去过乡村,但是从没在乡村真正待过,我会习惯吗?我会吵着要走吗?

  4月23日开心

  在省委开完动员会,我们30位记者就奔赴各自挂职的县了。我被安排在安化县梅城镇挂职,马上拿手机出来搜,这是安化的老县城,地处县城东南部,总面积279平方公里,5个管区,下辖4个居民委员会和81个自然村。顿时心感安慰,老县城条件一定不会差。

  四五个小时的颠簸后,终于到了安化县城。一路的青山绿水,果然是山区,自然资源保护的够好。开过迎接会,见到来接我“回家”的梅城镇组织委员龙润苗,浓眉大眼,健康的肤色,壮实,心生好感。

  在路上,龙姐向我介绍了梅城的基本情况:老县城,前乡的商贸中心,农业大镇,工业是短板。因为缺水,把县城搬到东坪。司机胡超正说:“你被安排到梅城是你的运气。我们镇上的条件,无论是住宿、饮食、娱乐都不会让你失望。”

  他说对了,我是幸运的。一到住的地方,两室一厅、单独的卫生间、自来水、(听隆回挂职的说他们连自来水都没有)网线、大床、特意为我买的简易衣柜、新床单、被子、枕头。比我想象中的好的太多!

  龙姐说:“缺啥尽管告诉我,我去安排。”

  缺啥吗?啥都不缺,我本不是娇滴滴的女孩子。

  4月24日囧

  这天应该算挂职第一天。我跟着龙姐下乡,柏树村,为了“海螺水泥”厂的拆迁问题。柏树村大约30户是在拆迁范围内。有意思,可以验证到底是不是强拆。

  9点来到村委郭新珍家里。他们一开口说话,我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听不懂方言。从9点到12点,我跟木头一样杵在边上,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大致猜出是在交涉征地补偿问题。我翻了翻补偿标准,确实很低。这要放在城市,得全是“钉子户”。可是乡镇只有这个实力,有什么办法。

  拆迁,没有对错,只有无奈与理解。

  吃饭了,“无酒不成席”,基层更是如此。我一看是米酒,乐了,这种酒入口极好;一看容器,傻了,一海碗,至少三两。郭委员不断给我夹菜,鸡腿、蹄髈、牛肉、青菜……碗里瞬时堆成小山。还没等我吃,郭委员就敬酒了:“我们这里是一碗一敬。”我也实诚,谁怕谁,“咕咚”一声一碗全下去了。酒过三巡,话也多了,又绕到拆迁问题上。龙姐说:“我们还是会尽量保证村民的利益。”支书刘新才表态:“会全力配合镇政府的工作。”

  酒真是好东西,这两句话吃饭前怎么没听到?

  三碗过后,我就晕乎了。后劲忒大了。郭委员的堂客把我扶到床上,我的挂职第一天,就在人家村委家的床上度过了。迷迷糊糊间,他们还给我额头搭了毛巾。不知道睡了多久,龙姐从另外一个村接我回镇上,我一看表,下午四点了。

  真囧。

  4月27日理解

  纪委书记胡盛云告诉我,梅城现在有很多大项目正在进行。北区开发、梅城工业园、南桥大道、二广高速、污水处理项目……站在梅城工业园的建设工地,几辆推土机正在工作。“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五年后的梅城,一定会大变样。”

  下午,一位村民来上访。他是一名退伍老军人,因为历史原因,退伍后,他的工作安排出了问题。近几年,一直在为这个事情上访,他说他要求不高,只要给他安排好工作,再给他的三个子女安排好工作,他就不闹了。

  其实胡书记并不负责信访这块的工作。但是人家找上门了,他也不能不接访。看着胡书记满腹委屈仍面带微笑地跟信访者解释,我对基层干部有了新的理解。

  “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跟他们耗时间。很多问题,只要在镇政府的解决能力的,我们都解决了。但是要求过高,我们确实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只能耗。”

  胡书记告诉我,现在村民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并且确实存在一些职业上访户。有的人是正当要求,有的是狮子大开口,解决了一个,就要解决另外的,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力,镇上都难以应付。有的上访者闹得大了,一层层问责下来,都落到了基层干部肩上。

  “唉”,从他的叹气中,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媒体一直以来叫嚣的弱势群体,到底何为弱势群体?都说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粗暴简单,轻则拍桌,动则打人,他们的形象如此恶劣,媒体难道不应承担一定责任?我们没有身在基层,看不见基层的工作到底如何开展,我们所谓的真相是否真的就是客观真实的?我们是不是出于正义、同情而义愤填膺,却忽略了一些隐藏的事实?

  4月28日惊讶

  五一小长假前,我们10位挂友集合到东坪开会。

  每个人都要发言,由于之前没有通知,我完全没准备。慌乱中,只能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说了一通。当我谈到对乡镇干部的理解,东平镇的镇长王良才连说:“说得好,说得真好,谢谢你的理解。”

  我很惊讶。其实我没说什么,我只是将自己的感受真实地表达出来。那一刻,我百感交集,仅仅是理解,乡镇干部们就如此感动,他们到底是有多缺乏认同感?

  一个月以后,当我再次到东坪,王镇长特意为我安排了一顿宵夜,只因为我曾无意中提起:“镇上的食堂没有油水,我每天都会四点饿醒。”他说绝对不能让我在东坪被饿醒。

  5月11日——5月13日敬佩

  这三天,领队朱智带着我和另外两个挂友在梅城采访启安村的支书贺绵组。启安是安化县的新农村示范点,人均纯收入1万余元。这个数据在安化县名列前茅。这三天,我们在朱部长的带领下,每天披星戴月,从早上8点走访到晚上12点,我深刻认识到:基层事情琐碎却无多余,基层矛盾复杂却非小事,基层新闻朴实却不寻常。

  我们采访的村民傅跃华,他参加过越南战争,上过前线,立过三等功。1987年退役后,他回到梅城镇,却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他的档案遗失,不仅工作没着落,连党员身份都无法证明。情急之下,他集中了一批退伍军人准备群体上访。

  贺绵祖知道后,第一时间找到傅跃华,一语中的:“档案丢了并不是梅城镇政府的责任。群体上访是与政府作对,不会成功的。你现在有家,有小孩,比起战争中牺牲的战友,已经很幸福了。”

  傅跃华不说话了。贺绵祖乘胜追击,告诉他,武装部队的副队长可以证明他的党员身份,村里可以帮他老婆开个水泥预制场。政治生命、经济来源都解决了。

  “这还有啥说的?贺支书帮我帮到了心坎上、实际上,我要再上访都觉得对不住他。我本身也是党员,6年兵役,又可以恢复政治生活,内心过不了坎,不想让政府为难。”不仅如此,贺绵祖还劝阻20多人都不要上访。

  谁说不能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中?用耐心来疏通、用智慧来化解、用真情撷取。贺绵祖就是深入到村民的生产生活,所以走进他们的现实世界;他了解村民的生存状态,所以体会到他们的冷暖诉求;他感受到村民的喜怒哀乐,所以把握住他们的所思所盼。

  其实,我们走基层也是一样。不下基层掌握不了基层实况,不下基层改变不了工作作风,不下基层挖掘不了好的素材,不下基层写不出好的新闻。

  5月14日感动、惭愧

  早上在办公室门口碰到李烨副镇长。他见我好一阵没到食堂吃饭了,问我是不是不习惯。我如实相告:“食堂的菜好清淡。”

  中午,李镇长特意打电话让我去食堂吃饭。一到食堂,哇,剁椒鱼头、香辣鸡块、酸辣土豆丝、爆炒肥肠……口水顿时直淌。食堂师傅说:“王镇长,这菜还符合你口味不?李镇长特意安排的,以后只要你来吃饭,我都放辣椒。”

  我很感动,又很惭愧。乡镇干部每天就是吃着此前我所说的清淡的饭菜,走村串户,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突发事件,我凭什么抱怨呢?下到基层,就是要与他们同甘共苦,怎么还能为我开小灶?我告诉李镇长,以后我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不用特意为我安排,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5月31日痛心

  湖南卫视的挂职记者路小丹联系到民间一个爱心组织,为田心学校捐书。这所完小我之前也去过,校舍很简陋,特别是图书室,连窗户玻璃都没有了。

  以前就听说过农村的小孩没什么课外书看。虽有心理准备,但是亲眼所见时还是被震撼了。学校图书室里上千册书,没有多少书具有可读性。诸如《科学一把双刃剑》、《七月,高考白皮书》、《别给孩子设陷阱》等趣味性低的书充斥书架,孩子们不爱看,久而久之图书室便形同虚设了。校长刘兵昶说,低年级学生爱看的图画书、故事书,高年级学生想看名著、历史类、发明创造类或者讲述英雄事迹的书籍,学校因为没有经费提供不了。手工制作、趣味游戏、成语接龙、国画入门、三维动画等启迪思维的书籍最受学生欢迎。

  拿三年级来说,41名学生,多数是留守儿童,拥有5本以上课外书的只有三人。他们普遍条件都很差。我们跟着班主任肖新华去了一个小女孩家里,租来的砖房,一张床,一张方桌,简陋如此。小女孩的爸爸因为车祸残废了,躺在床上,妈妈9年前就已改嫁,9岁的她不仅要上学,还要照顾爸爸。看着她趴在床上仔细地为爸爸擦药,我的眼睛有点湿,心很痛,城里的小孩这个年纪只怕都抱着IPAD疯狂地玩着切水果。

  肖新华说他们家没有生活来源,全靠一年600块的低保。一年600块,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怎么活!此时,我真恨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帮到她。临走,我和路小丹一人塞了200块给小姑娘的爸爸。大哥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们还去了另一个小女孩家里,她的父母双亡,爷爷奶奶照顾她。临走,我们也一人给了200块。

  可是,这400块,究竟能帮到她们什么?

  6月12日反思

  乡镇卫生一直是基层头痛的问题。以前去一些古镇、古村时,就很想不通,家门口本来清澈的河流,低头一看,全是垃圾,很倒胃口。这几年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后,到处是垃圾的现象有所改善,但是根本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

  在铺坳村,废弃的粮店、镇政府办公楼前堆满了垃圾。环卫所的所长说,这两个地方是村里的死角,整改多次都没改变现状。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本不是垃圾堆,丢的人多了才成了垃圾堆。

  镇政府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垃圾池,把此前的垃圾运走或者填埋。这是好事,却得不到村民的支持。有的村民认为如果建垃圾池,就离自己家门口不远,不乐意;有的村民认为建了也没用,没车运出去到时候一样堆成山;更多的村民则是建不建无所谓,反正习惯了……

  还有龙安村。由于是梅城至新化的必经之路,镇上拨款为村里建了十个垃圾池。但是村里没有能力将垃圾运输出去,只能每次县里搞卫生检查时,镇上就来清理垃圾。有的垃圾池被村民毁坏了,有的还被村民拆掉了。

  “乡镇干部开展很多工作都寸步难行。县里对乡镇卫生这块没有专门的财政支持,条件好的村还好一点,可以自己请人运输垃圾,有的贫困村,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些垃圾,天长日久,只能由村民们随处扔了。等到检查的时候镇里再集中处理。”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的“农村清洁工程”就是这样的,经济跟不上,人的意识不转变,怎么可能根治?一级一级命令传达下来,基层疲于应付,不少基层干部感慨:基层工作大多数时候正在流于形式。

  60天很快就要结束。感慨很多,这十个关键词串起这两个月的点点滴滴。我积极走访了柏树、龙安、启安、铺坳、十里等十个行政村,跟乡镇干部、野鸡养殖大户、村支书、村委、夜宵摊老板、贫困学生一起聊家常、学打字牌、爬山,喝他们递过来的安化擂茶,帮他们撰写调研报告,跟他们一起摘李子……从刚来时每天四点被饿醒,到现在每天撑得睡不着,我成为梅城人的朋友,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邀我看球、吃宵夜,聊天中,我听到坐在办公室听不到的实话。

  挂职之前,我更习惯于从发布会上获得新闻,稿件也多追求宏大叙事,常常忽略了普通百姓的感受,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基层指手画脚。可是这样的稿子究竟有多少“人气”?究竟有没有认同感?

  细细想来,一名记者能否写出力透纸背的好作品,绝不是取决于记者的“妙笔生花”,而是取决于记者是否真正心系群众。只有和老百姓成为真朋友,写他们关心的人、写他们关切的事,记者的稿子才会越来越有“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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