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

　　我想讲讲城市化和土地制度。

　　按照东亚国家的情况，我们基本上走的是东亚模式，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除了现在已经进城的两亿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四亿人要在城市里面安顿下来，另外还有三四亿人要进城。

　　人往高处走这不是任何人希望或不希望的，他们往什么地方去自己也已经选择了，他们到了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他们的工作也不要我们找。现在是我们的制度歧视造成的这个格局，显然不能持续下去，要知道我们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在乡村里没有人照应，即使是带在身边的人，生存条件也基本上不符合稍微体面一点的标准。这是我们面临的久已拖欠的巨大债务。

　　这是一个综合问题，涉及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全面调整，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历史特点，考虑到我们的转变必须是分步的，同时要看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跟我们情况相近的、人口资源条件相类似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土地补偿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和市场化是一样的，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的不足，另外则是一些领域市场化过度，我们受两方面之害。在农民的土地补偿问题上，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边缘农民，因为大工程路过那些乡村以及远郊开发区的农民，他们的补偿严重不足。城市化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家属。

　　所有对农民的让利都是对城郊农民的让利，中国将来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市，而最大的不匹配就是这部分从中西部、从非城郊来的农民工和家属，他们是我们城市化的主力，但是他们从中没有得到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给城郊农民。

　　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把现在地方政府拿来盖大楼、盖办公室、搞大马路、搞大广场的资金，包括郊区农民不正当获得的高额补偿金，统统拿出来归公，归农民工及其家属。整个制度设计要按照这个完成。也不是把农民在农村里的几个村并一个村盖上楼，那跟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再过几年随着大部分农民来到城市，这种新村还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费。

　　为什么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就是因为我们只分配土地指标，从来不分配安置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的指标。我的建议是把主流的土地指标分配和农民工及其家属落户指标挂钩，谁能安置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就给谁更多的土地指标。

　　[本文摘自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