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的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让中国成功“保八”，但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如今中国政府正积极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图更高效推动经济社会公平、开放和可持续的发展。

　　而这也正是这几天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讨论的焦点。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在会上就对系列热点问题做出回应，并且提出中国要化解原来经济发展的一些负面效应，就得做出三个重要的转向，即：外需引导转为内需引导、外延增长转为内涵增长、外力驱动转为内力驱动。

　　对于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成思危测算后发现，如果没有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经济的增长将只有2.4%，而实际上增长了9.2%。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经济刺激政策负面效应也很明显。

　　成思危列举过度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过量投资引发产能过剩；由于外需减少，加上产能过剩导致库存积压；投资效益下降，2009年投资增长系数只有0.3%；环境成本大量增加。

　　此外，大量货币投放的结果之一是造成了通货膨胀，之二是地方债务迅速增加，之三是资产泡沫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思危提出了三个“外转内”的方案。

　　让工资和CPI挂钩

　　关于向内需的转向，成思危认为，这件事很不容易做的，因为真正转向依靠居民消费，首先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让大家有能力消费，而这个过程中需要做一些制度性的安排。第一个安排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收入普遍增长；第二是要让工资和CPI挂钩，现在30个省市最低工资已经和CPI挂钩了，但是整个工资还没有。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者收入也要提高。

　　成思危还认为，推进信用消费也很重要，多数银行贷款是贷给政府、企业，贷给个人部分只有15%，还主要是房贷，国外银行贷款百分之六七十是贷给个人。信用消费实际上是把未来的收入拿到今天来用，这个在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础上，总体来说覆盖面比较广，但是水平比较低，同时还面临着将来代际平衡问题，现在社会保障是靠年轻、在工作的人消费，将来如果这一批人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他们能否享受同样的待遇？

　　对于最近社会正在热议的社保缺口问题，作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的成思危也有所回应，他说：这个缺口究竟有多大，大家也有不同的计算，有的说是十八万亿，这个是累积数，动态地算没有这么多。

　　国家在十年前就成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现在积累到一万亿了。成思危说，这个规模还是不够的，社保基金也不是放着不动，要去投资增值，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方面是要保障每年有一定的增长率；另一方面，至少要有五万亿的基数做保障，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提高劳动生产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二条就是由外延性增长转向内延性增长，成思危解释说，外延性的增长就是做加法，要增加生产能力就建一个新厂，也能拉动GDP，但是它不能够提高每个人所能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内延性增长是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来提高每个人所能够创造的财富，这也是最重要的。

　　欧洲各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希腊和葡萄牙是最低的，德国是最高的，相差好几倍，劳动生产率低使得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支撑高福利的社会，最终导致危机。而中国的情况如何，成思危经过计算发现，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大约是两亿人，2011年工业增加值是18万亿，也就是一个人创造九万元增加值，这个增加值还要分三部分，政府通过税收拿一部分，企业留一部分，然后再给个人。成思危说，如果中国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话，永远只能在低水平、低社保下发展，因为没有更多的财富来源，所以必须要下更大的力量去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果能够把生产率提高，把这块饼做更大，这样更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更有利于实现共同分配。”成思危说，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还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现在资金周转效率低了，资金只有通过周转才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现在中国的资金周转效率和国际相比差别太大。

　　改革的动力来自人民

　　成思危提出的第三个转变就是从外生性动力转向内生性动力。外生性动力就是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依靠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而内生性动力是依靠职工，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成思危表示，改革开放的动力最终还是来于人民，人民有积极性才能够不断努力工作，不断地创造更高价值。对于内生性动力的提升，就是依靠创新，政府要鼓励各方面的人去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还有管理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再从长远一点来说，就是依靠教育，要想提高职工的素质，从更长远来说要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整个国民素质。

　　最后，成思危认为，如果这三个外转内都做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能够实现。“再深入一步探讨，当前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八大以后，我相信改革会有新的举措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