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不低但生活成本更高

　　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

　　在北京某小区菜市场的夜市里，26岁的周炜华告诉记者，他现在都是下班以后再到菜市场买水果，希望能便宜一些：“只能吃些普通的时令水果，像什么大樱桃之类的，七八十元一斤，根本都不敢想。”

　　为了能获得北京户口，去年刚从武汉某高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周炜华选择到中关村[6.68 3.09% 股吧 研报]一家民营软件企业工作：“公司是北京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拿到户口指标，但工资就不能指望太高了。”周炜华告诉记者，他很多去外企的同学月收入都在2万元左右，但自己的收入只有5000多元。

　　“虽然公司每年都有10%的工资增长，但感觉根本追不上物价，现在中午在单位周围吃个饭都要近20元钱。”周炜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房租每月1500元，吃饭2000元，再加上水电交通什么的，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根本没有闲钱再搞其他消费，“有时候再赶上个同学同事结婚啥的，随份子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

　　周炜华表示，当初为了拿到户口指标，他跟公司签订协议，3年内离职要交违约金，所以等工作满3年后，他就准备到薪酬更高的外企工作：“虽然会辛苦一些，但将来结婚生孩子花费会更多，这点钱根本不够用。”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消费扩大的主要因素，现在是富人有钱，但日常消费有限，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花不出去，而穷人想消费却没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分析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亦即增加的每1元收入中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消费，较多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亦即增加的每1元收入中有较多的部分用于消费。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当前我国很多商品产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梅新育认为。

　　梅新育建议，在减轻消费者负担方面，政策的主攻方向应当集中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及低收入普通居民所需要消费的商品与服务上，特别是减少流通成本，才能降低普通居民日常消费负担，提高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

　　购房“挤占”大半收入

　　房价上涨严重侵蚀居民购买力

　　29岁的杨洪涛在北京三元桥附近一家外企从事金融工作，但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间的他依然不敢有大的消费。

　　“别看我收入相对不算低，其实都交给房子了。”杨洪涛告诉记者，去年底的时候他看到房价开始松动，就准备抓紧买房。

　　转眼过年以后，他发现原本没跌多少的房价又有上涨的苗头，就赶紧四处找房，最终在四环外选了一套9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各种费用加起来接近250万元，家里东拼西凑总算交足了首付，可贷款还要100多万。”

　　自从买了这套房，杨洪涛和远在外地的父母就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他告诉记者：“现在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先被银行拿走大半，剩下5000多元的收入，虽然生活花费基本够用，但想到头上顶着百万元房贷，其他消费就先免了。”

　　“每次有额外的奖金都赶紧存起来准备提前还贷，爸妈也是尽量省出钱来帮我还钱，真是一套房毁掉一个家呀。”杨洪涛对记者说，自己的同学中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很多人在2008年房价还算低时就把房子买了，自己因为读研反倒把买房给耽误了，想想挺后悔的，“其实现在有钱没钱跟工作好坏没啥关系，就看谁工作早、买房早。”

　　“老百姓很大一块购买力都被房价的上涨所侵蚀了，这也是影响消费扩大的重要因素。”梅新育认为，食品和住房是老百姓日常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具有很强的刚性需求，这两项价格走高，将对我国的消费需求和产业发展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根据中国的人地关系，在较长时间跨度内，食品和房价上涨是必然趋势，制成品价格则会相对下降。” 梅新育建议，国家要继续控制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强保障房的投资建设力度，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可以让国民收入中更大的份额投向可贸易商品消费，而不是被迫用于住房消费。

　　“海淘”走俏，洋奶粉“吃香”

　　当前消费环境仍难以让人放心

　　“现在海淘已经成为各个论坛准妈妈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31岁的准妈妈杨彦已经开始为日后抚养宝宝的生活做准备了，而其中重要一项就是穿梭于各大网络论坛，学习网友们留下的“海淘”经验。

　　所谓海淘，是指通过互联网检索海外商品信息，并通过电子订购单发出购物请求，由海外购物网站通过国际快递发货，或是由转运公司代收货物再转寄回国。近年来，随着国内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暴露和人民币国际购买力的增强，海淘逐渐成为很多人购买食品或其他重要商品时的首选。

　　一边是海淘如火如荼进行，一边是国内洋品牌奶粉价格一个劲地涨。据媒体报道，近日，包括多美滋、美赞臣在内的多个洋奶粉品牌出现年内的第四次涨价。

　　“洋奶粉的持续吃香，表明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以来，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也表明我国当前的消费环境仍然让消费者难以放心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教授认为，近年来持续火爆的中国人海外代购潮流给国内消费环境建设敲响了警钟，没有好的消费环境，扩大内需只能是一句空话。

　　刘俊海介绍，在美国，消费者买到问题商品后，马上就会有律师站出来帮助消费者对商家进行团体诉讼，消费者只要提供自己的购物小票和银行账号，就可以安心在家里等着赔款到账了。“美国法院大多数时候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都会采取巨额惩罚性赔偿措施，所以一次官司就能让律师和消费者赚得盆满钵满，律师和消费者都乐于打这种官司。”

　　“反观我国的法律，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规定了两倍赔偿措施，三鹿事件之后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虽然规定了十倍赔偿的措施，但其要求商家明知的法律要件却成为消费者索赔的障碍。”刘俊海说，就算消费者历尽千辛万苦打赢了官司，一罐问题奶粉最多获得几千元的赔偿，可能最后连律师费都付不起。

　　“以前总说内需不振是老百姓没钱花，现在老百姓有钱了，却都花到国外去了，这凸显了当前我国扩大消费的尴尬。”刘俊海建议，在全面加强对消费环境的行政监管基础上，应该重点通过法律手段帮助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惩治不良的消费环境。消费者权益之所以在很多国家都受到特别重视，就是因为它不是只关系到某个个体，而是关系到整个消费环境和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问题。消费者权益维护好了，和谐的消费环境才能建立起来，才能最终重建消费信心，提振国内需求。